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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驮经与玄奘西行

2019-05-22
22 2019-05

09:23

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到中国洛阳,译经著说,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经翻译。白马驮经,玄奘西行,将印度文化带回中国。

中国大航海家郑和七次远航、六抵印度,带去了中国的友邦之谊。印度歌舞、天文、历算、文学、建筑、制糖技术等传入中国,中国造纸、蚕丝、瓷器、茶叶、音乐等传入印度,成为两国人民自古以来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的历史佐证。

——《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2014年9月18日)

一个多星期前,印度总理莫迪先生访问了我的家乡陕西省,我在西安同他一道追溯了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隋唐时期,西安也是中日友好往来的重要门户,当年很多来自日本的使节、留学生、僧人在那里学习和生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阿倍仲麻吕,同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留下了一段动人佳话。

——《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5月23日)

■延伸阅读

佛兴西方,法流东国。东汉时期,汉明帝派遣使者出使西域,西行求法。使者一路向西,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在此传播佛法的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邀请他们入汉传法。公元67年,高僧随使者一起用白马将经书驮回洛阳,历史上因此称之为“白马驮经”。汉明帝还专门在洛阳城建造了一座白马寺,两位高僧便是在此译出了著名的四十二章经。南北朝时的佛教典籍《洛阳伽蓝记》称:“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

与白马驮经相比,玄奘西行的知名度或许更高。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就是以玄奘取经为蓝本创作的。据文献记载,唐代时,高僧玄奘从长安出发,向西经西域,历经艰险,到达印度。在印度学成之后,玄奘携带经书回到长安,先后在大慈恩寺、弘福寺、西明寺等处翻译佛经。玄奘谢绝了唐太宗让其还俗任相、辅佐朝政的要求,“专务翻译,无弃寸阴”。因其所依据的印度梵本后来散佚较多,玄奘的译本也被视为“第二梵本”“准梵本”。除了译经,玄奘还把他在印度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写成《大唐西域记》。这部书生动地记述了印度的风土人情,成为研究中西交通、佛教历史的重要文献。更值得一说的是,据《旧唐书》记载,玄奘还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传入印度。

阿倍仲麻吕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留学生。他在开元年间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阿倍仲麻吕不仅学识渊博、才华过人,还感情丰富、性格豪爽,是一位天才诗人,与诗人李白、王维等相交甚深。他在回国之前曾写下《衔命还国作》一诗,赠答友人。后来此诗还被收录在宋人编辑的优秀诗文集《文苑英华》里,也是里面收录的唯一一个外国人的作品。王维更是提笔写下《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以“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表达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

历史上那一个个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的故事,也正是沟通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座座桥梁。习近平讲述白马驮经、玄奘西行、阿倍仲麻吕与中国唐代大诗人结下深厚友谊等故事,目的正是要说明,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割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

对于邻国,习近平有一个精辟的说法:邻居是搬不走的,人可以择邻而居,但国家是搬不走的,所以只有一个选择——和睦邻邦。中国与周边邻国,古有往来互鉴之情,近有患难与共之交,现有共同复兴之业,地缘相邻、文化相近、历史相亲,睦邻友好是最佳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将“诚心诚意同邻居相处,一心一意共谋发展,携手把合作的蛋糕做大,共享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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