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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地方基层工作是我的选择

2019-05-22
22 2019-05

09:34

我是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放到河北正定县的。到河北后,地委书记谢峰同志找我谈话,那是一位非常朴实的地委书记,解放初,20多岁就当了张家口地区专员,后来任河北省省长。我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他说,“既然你能下来走这步路,我想我就不必嘱咐了,你也不是那种草率从事的人。我就嘱咐你一条,就是你当年在农村之所以干起来,那是因为你置于死地而后生。我听了你的经历,你当时被打成‘反动学生’,最后像‘四类分子’一样下到那里,举目无亲,你是华山一条路,必须走下去,也可能这样你就成功了。但现在你不同了,你是本人选择下来的,人家可能不会理解。”

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刘源当时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参加了好几个聚会。许多人对我们的选择不理解,问我怎么现在还下去当时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有一种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绿草原上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有些人认为“文革”吃够了苦头,现在不能再亏了;还有一些人存在着要求“补偿”的心理,寻求及时行乐,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时候“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个进士,谋个外放,千里万里他都去。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快50岁了。那时候怎么去的寿宁万重山盃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更可怜的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不过50公里,离不开北京,不愿意出去把北京的户口丢了。我说,我们要出来?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使我们学到、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

——摘自《习近平: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习近平口述/杨筱环文),《中华儿女》200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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