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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一)

2019-05-22
22 2019-05

16:23

原标题:“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一)


img/ueditor/15150378588361983年春,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在正定县委办公。(资料图片)

1983年春,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在正定县委办公。(资料图片)

“我对燕赵大地充满深情。不只因为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更是因为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

——习近平


编者按: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了三年多,和这里的人民“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情感,他对这片热土知之深、爱之切。他说:“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以下是《河北日报》记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为主题采写的系列长篇通讯。

在正定,有一份记忆,珍藏在许多人的脑海,历经30多年不曾褪色。

在正定,有一种情感,沉淀在许多人的心里,历经30多年不曾消减。

1982年3月,29岁的习近平来到这里,写下了自己从政经历的第一笔。

三年多时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习近平始终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

为百姓吃饱肚子,他勇于担当,为“高产穷县”减少征购跑省进京,实事求是反映人民心声;

为乡亲致富,他不断找寻让群众生活好起来、富起来的路子;

为了正定的未来,他关心教育,从校舍抓起,要求每个村庄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

“明天,我就离开正定了,这点儿钱留下给孩子们买图书吧。”1985年5月赴厦门任职前,他仍牵挂着孩子们。

习近平牵挂着正定,正定人民也牵挂着他。

离休老干部闫月芬养成了追着习近平任职地电视台看新闻的习惯:“他上了福建我就看福建台,他上浙江我就看浙江台,他到上海我就看上海台,他上了北京我就看中央台。他心里有我们,我们心里也有他。”

“老书记好!”2008年1月和2013年7月,已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两次到正定塔元庄村调研指导,当欢迎的人群中响起一声声“老书记”时,他高兴地将手伸过去,与群众一一握手。

在正定人的心目中,无论习近平走到哪里,职位多高,依然是当年那个心里装着百姓的“老书记”。

摘掉“高产穷县”的帽子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

                                                          ——习近平

1982年4月初的一天,紧邻正定县城的永安公社三角村大队部走进了几个推着自行车的人。

“这是习书记,到你们村转转,了解了解情况。”有人向迎出来的大队干部介绍身边个子最高的年轻人。

1982年3月25日,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的习近平,被石家庄地委任命为正定县委副书记。到任伊始,他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调查研究。

全县第一个粮食亩产过千斤的三角村是习近平调研的首站。

可习近平没想到,出了大队部,和站在街头的几位群众拉起家常,大家说到生活上的首要问题竟是“粮食不够吃”。

“一年干下来,从年头吃不到年尾。”

“谁家不够吃了,就偷着去新乐、无极、藁城等邻县的村里换红薯干吃。”

“一斤粮食能换三五斤红薯干,总比饿肚子强。”

听到大家七嘴八舌倒苦水,习近平关心地追问:“村里这样人家多吗?”“别的村也这样吗?”

说话间,人群旁过去几辆自行车,一位社员抬手指着车上驮着的小口袋告诉习近平:“你瞧,这准是去换红薯干的。”

“近的骑十几里,远的骑几十里。还得偷着,怕丢了先进村的人呢。”今年60岁的三角村村民冯新贞忆起往事,忍不住叹息:“征购交得多,手里又没钱买粮,没办法啊!”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定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高产县,被树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全县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高达7600万斤,交完征购,再扣除种子、饲料等,留下的口粮已经远不够百姓填饱肚子。由于保征购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地里只能上茬小麦下茬玉米。

冯新贞给记者算了笔当年的账:“一斤小麦1毛2,一斤玉米8分,一亩地最多收入60多块。棉花一斤一块多,一亩地能收至少100多块。你说,光种粮食,老百姓手里哪能有钱?”

1981年底,全县人均收入仅140多元,每天只有4角钱。

从三角村调研回来没多久,一天晚上,看到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程宝怀办公室还亮着灯,习近平便推门进去。

“老程啊,领导说让我到正定任职,是给我选了一个‘好县’。依你看,什么是‘好县’?”

程宝怀脱口而出:“咱正定就是好县啊。”

他给了习近平三个理由:一是对国家的贡献大,每年上交粮食征购全省第一;二是县里领导班子很团结;三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像三角村,又是先进中的先进,全国各地可都来参观学习呢。”

习近平听后笑了:“老程啊,我认为,是不是‘好县’应该以老百姓生活得好不好来衡量。你刚才说的三角村,亩产过千斤可农民还吃不饱,偷着到外县换红薯干吃。这些事,你了解不?”

“我了解。”程宝怀说。

习近平点点头,继续分析:“我觉得正定当前的现状是,经济上农业单打一,农业上粮食单打一。交的粮食越多,群众收入越低,咱们实际是个‘高产穷县’!”

最后,习近平郑重地说:“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争取减少一部分征购。”

为什么习近平如此关注“高产穷县”?

在一次县委的小型座谈会上,习近平进行了解释:“绝不能光讲粮食生产、光讲高产粮,不讲经济效益。”“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

“高征购导致群众吃不饱并不是三角村甚至也不是正定独有的。”当时在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工作的李亚平说,在那个年代,向上级反映高征购问题,说轻了是思想觉悟低,说重了那可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了。“要向上级反映这个事儿,心里没把老百姓当回事,没有点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习近平的思考和提议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不谋而合。

在1994年习近平撰写的《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一文中,他赞扬吕玉兰:“了解到征购过重情况后,就主张县委如实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终于使粮食征购任务核减到4800万斤,给正定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文中只字未提自己,可知情人都知道他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贡献。

“习书记和吕书记主张如实向上级反映,其实大家心里都赞成。”时任县委办公室干事的张银耀说,但许多人有顾虑和担心,一是怕有损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形象,二是怕上级领导不高兴,三是怕对习近平个人政治前途有影响。

对这些顾虑和担心,习近平的回答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实事求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就应实事求是反映群众心声,反映现实问题。

因此,习近平与吕玉兰一起,跑省进京,向各级相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

中央很快就派人到正定,与省、地两级相关部门联合组成了调查组。

调查组进村入户下田,不到十天时间,找了一百多名干部群众了解情况。

经过核查,调查组把正定粮食征购的实际情况摸清了。当年,全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800万斤。

这一减,三角村村民家的饭桌上多了白面馒头,少了红薯干。

这一减,正定棉花种植面积很快由1万亩增加到19万亩。

img/ueditor/1515049077781◀1983年8月,为了让农民增收,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右一)到河间县考察棉花生产。(资料图片)

1983年8月,为了让农民增收,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右一)到河间县考察棉花生产。(资料图片)

为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农民收入,习近平还在14.3万亩河滩地上做起了文章。他提出,重点种植林果、花生、瓜菜等经济效益好的作物。

在习近平的指导推动下,当时的西柏棠公社塔元庄大队积极在河滩地上发展起棉花、花生等多种经济作物种植。

塔元庄大队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可开发利用的河滩地却有几百亩。

“我们就按习书记的指示,鼓励社员搞开发。谁开发了收成就是谁的,大家伙儿积极性很高。”时任塔元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赵桂林回忆,挖垄沟、打机井、平整土地,河滩地上冬闲变成了冬忙。开发利用河滩地100多亩,一亩地就为农民增收约300元。

“后来习书记再到我们村调研时,我跟他说起河滩地的开发情况,他很高兴。”赵桂林说。

经过这样的“减”和“增”,1983年,正定县农村人均收入达到358元,同比增长52.3%。

“解决高征购是习书记来后,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他为什么能实事求是、体恤百姓、为民请命?”曾采访过习近平的原《河北青年》杂志编辑周伟思认为,因为吃过很多苦的他“见不得百姓受苦”。

周伟思曾问过习近平:“为什么要放弃优越的条件,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

习近平的回答是,七年的插队生活,使他忘不了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远方贫困的沟壑与山岭……“我渴望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亲手为他们做一点实在事情。”“在生我养我哺育我的人民身边,和他们一起为理想、事业奋斗。”

周伟思发表于1984年的报告文学《而立之年》里记录了习近平赴任正定前的心路历程:

人生太短,在时间的长河里,真正干事业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年。这二三十年来不得一刻荒芜,来不得一点嬉皮笑脸。这样,或许可以办成一两件事,或许对人类、社会、祖国可以做一点贡献。这能有所贡献之年是多么值得珍惜啊。

李亚平1983年8月21日的日记中,也记载着习近平边吃午饭边聊时的真情流露:

“我现在可以说是从生活的锅底一下翻到了社会的顶巅,可是自己觉得并没有喜悦感、快乐感,总是感到有一种责任,就是再也不能让文革那样的情况重演了。”“舒适的生活是庸人的追求,我是准备着入‘苦海’的。”

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正定,习近平从政伊始,就是这样实践的。

为万元户颁发“率先致富奖”

“治国之道首先裕民,民富才能国强。”

                                         ——习近平

1985年1月20日,屋外滴水成冰,屋内暖意融融。

“率先致富奖,甘国田、刘成永……”

正定县招待所的会议厅里,一场气氛庄重又热烈的三级干部会正在进行。

与以往“三干会”不同,这一次,表彰先进是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

img/ueditor/1515049203956▲1985年1月20日,甘国田荣获盖有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县长刘树章印章的县委书记县长奖励证书。(资料图片)

1985年1月20日,甘国田荣获盖有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县长刘树章印章的县委书记县长奖励证书。(资料图片)

令与会者感到新鲜的是,表彰名目叫县委书记、县长奖,奖项有“伯乐奖”“自学成才奖”“特别奖”,甚至还有一个“率先致富奖”。表彰对象既有种花养鸡的普通农民,也有干个体、办私营企业的小老板。

正定镇顺城关村今年已经73岁的老大娘刘小果家的小木柜里,一直珍藏着一本获奖证书。

略显陈旧的红色证书封皮,印着“县委书记 县长奖励证书”字样。内页蓝黑色钢笔水写就的字迹虽有褪色仍清晰可见:甘国田,男,42岁,正定镇顺城关农民,种花专业户,一九八四年纯收入14000多元。授予率先致富奖。批准人:习近平(印)、刘树章(印),1985年1月20日。

在刘小果看来,这本证书记载着丈夫甘国田,一个普通农民一辈子最光荣的时刻。

“县上发的奖,上面还有习书记的名字呢!”领奖回家半天了,甘国田把证书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其实,父亲获奖前,习书记就来过我家。加上后来,前前后后有好几回。”如今已50岁的儿子甘语录回忆,“有一次,他是在一个冬天快晌午的时候来的。

那天,甘语录忽然听见院外有人招呼,开门一看,一个穿着绿军大衣的人带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进了院子。闻声而出的父亲赶紧和来人握手,把大家让进屋里。

“我在屋外听长辈们说,那个领头的是县委书记。”甘语录说,当时聊什么大事不知道,只记得客人们在家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没吃饭就走了。

“赶上月季花开的时候来了,习书记还会在不大的院子里走一圈,仔细看看月季花的长势。”甘语录记得,自家半亩地大的宅院里,一半是房子,另一半几乎都种上了月季花。“那时候,月季花还是稀罕物,集市上,一盆花能卖3到5块钱。”

后来,从小院到荒滩地,再到自家农田,甘家的月季花越开越旺,成为正定首批万元户之一。 

以前只有劳模受表彰,谁知道在院里种个月季花,成了万元户也能当先进、上台领奖?时至今日,甘语录还记得乡亲们对于父亲获奖的惊讶。 

不过,当年的“特别奖”获得者、时任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的高培琦却深知此举的深远意义:“开表彰大会、搞‘率先致富奖’是习书记提议的。写着县委书记和县长名字的证书,300元奖金和一辆自行车,意味着政府给致富农民撑腰呢。” 

支持并号召群众靠勤劳致富,让生活好起来、富起来,是习近平任职正定后,始终牵挂于心的大事。

“治国之道首先裕民,民富才能国强。”1984年2月,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定从事农业的人口占70%,从事其他行业的占30%,工农业总产值里农业占70%,其他占30%。习近平认为,应把这两个比例颠倒过来——让70%的人去搞多种经营,让工业、副业、旅游业收入占70%。这样群众生活才能改善,经济才能发展。

习近平发现,解决了高征购问题,发展多种经营与商品生产有了空间,但当时全县干部群众中却普遍存在着“想富不敢富、想富不会富、想富不能富”的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的思想干扰仍影响着正定,因干涉农民种瓜引发的留村“拔瓜事件”曾轰动全国,更是一度让人谈“富”色变。

在时任县委办公室资料组组长王志敏的记忆中,南牛公社树路大队村民就因私下买卖土布,被工商部门当作非法交易处罚。

习近平了解到这一情况,当即表示:村民们的交易行为并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工商部门不应没收。

树路大队的情况在正定并非个案。

在县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深入分析了类似现象存在的原因,指出这是因为没有划清勤劳致富与剥削致富的界限,“把运用正当手段实现勤劳致富与投机钻营、非法剥削混淆起来了”。 

他还多次在会议上批评一些干部把先富起来的“两户一体(指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看成是搞歪门邪道的非“正统”百姓。他说,这是一种偏见。

1983年10月,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他就主持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大型商品生产会议——发展商品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会期长达5天半,590人参会。 

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搞活农村经济,使农民有更多的发展余地,这是时代的要求,党的要求,农民的希望”。 

翻看习近平当时的会议讲话,“鼓励勤劳致富、率先致富,是党的一项基本政策”“正当的劳动致富,都是无可指责的,必须大力支持”的话多次出现。

如何在经济上帮助扶持、在法律上坚决保护,使群众能够大胆致富、公开致富、光荣致富?

在习近平的主持推动下,县委和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1984年3月7日,县委《关于大力发展“两户一体”的几项规定》提出,“对于取得显著成绩的‘两户一体’,由县政府为其颁发光荣证,并予以适当奖励”。 

1984年4月4日,县委办公室《关于认真检查对待专业户的一些错误做法的通知》提出,“对‘两户一体’进行打击、刁难、阻碍的,要认真追查,严肃处理”“各级都要为‘两户一体’撑腰”。

李亚平介绍,习近平很重视“发挥致富样板作用”,尤其是鼓励他自己分包的滹沱河南片和城关片9乡1镇要率先致富。

习近平提出发展庭院经济,通过搞试点、开现场会引导人们在自家院里搞副业,一批致富能手出现了,他们有的在院子里养鱼种花,房顶上种菜,有的在院里建起大棚,冬天种花和错季菜。

种月季花致富的甘国田就是这样走进习近平视线的。

获奖后,不仅正定县很多人来买他家的月季花,县外甚至省外也有人慕名而来。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一拨又一拨来参观学习,越来越多的人种起了月季。

“不管谁来,不管谁问,他都耐心地教。”甘语录说,那时父亲说得最多的就是:习书记说了,一人富不算什么,能带动乡亲们致富,才真的值!

习近平不光关注着泥土里走出的甘国田,他还希望涌现更多的致富带头人。

“大搞农工商、农民变工人、离土不离乡”,这是习近平为正定发展商品生产谋划的路子。

1983年,原本在县广播站工作的张新立,因爱好无线电发明,喜欢技术创新和改造,辞职办起了春光电器厂。

1984年,厂里研制出一款新型舞台灯光设备“彩色灯光声控器”。习近平听说后,马上就来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子调研。

“我在厂里给他现场演示了这套产品。”张新立回忆,“习书记主动问我们厂有什么困难,还需要什么支持”。

让他没想到的是,得知厂子遇到销路困难,习近平通过各种途径帮忙介绍客户,使春光电器厂的产品卖进了中央电视台,厂子也就此活了起来。

1985年农历正月初八,寒气逼人。

“走,咱们给张新立拜年去!”一大早,习近平就带着李亚平,骑车20里来到位于东权城村的春光电器厂。

习近平看车间,问经营,并叮嘱,厂子发展再遇到什么困难,直接找他。

“习书记,张新立比你年龄还小,你又是县委书记,咋给他拜上年了?”回到机关,李亚平不解地问。

“因为他这个致富典型很有意义,可以起到领路、示范作用。”习近平的回答意味深长。

为了孩子们而发火

“教育关系着子孙后代,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习近平

“习书记今天发火了!”

1984年3月的一天,习近平骑车下乡回到机关大院不久,不少人便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不止一位同行的工作人员说,“这可是头一回见习书记发这么大火”。

什么事惹得在人们眼中一向平易近人的习近平如此生气?

原来,当天习近平一行骑车来到北贾村小学查看校舍。令他没想到的是,一眼看去,富裕的北贾村,小学竟然是这样的景象:

坍塌的大门,破败不堪,无人修葺,老师学生就从墙上的一个大窟窿进进出出;

一条马车、拖拉机来回驶过的大道就算是操场,嘈杂而且危险;

因为风吹雨淋,十几间教室房顶的瓦片都快掉完了,没有一扇窗的玻璃是完整的,教室门要关关不上、想开开不了;

育红班的教室里,孩子们挤满一屋子,凳子不够坐,有的孩子只好坐在地上……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么破败的学校,你们怎么看得下去?”习近平声调有些提高,责问赶来的校长。

《而立之年》里记录了习近平发火时的痛心:“将成为北贾村甚至成为中国栋梁的一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学习的?课桌,水泥板的,比凳子还低,你去趴半天试试看!日后,你这里不出人才,倒要出一批驼背,近视眼!”

闻讯赶来的村干部听到习近平的批评,赶紧解释:村里对学校的改善一直没顾上,不够重视,到时候……

“到什么时候?”习近平打断村干部的回答,“你们今晚就开会落实整改,下星期去县教育局报计划。至少先要有院墙、灯泡、玻璃,有木头的课桌板凳。”

“就你们村的条件,不应该把小学搞成这个样子,完全有条件把学校好好改善。如果一个月内你们还不行动,就要撤你的职!这件事还要告诉乡里,乡党委也要督促过问,否则,他们要负‘连坐’责任!”

临走时,习近平语气有所缓和:“你们呀,对不起你们的子弟。”

据说,这是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后第一次下乡发火。在回机关的路上,习近平还反复向身边的同志们强调:人命关天,怎么能当儿戏。教育关系着子孙后代。

习近平深知,教育兴,人才兴,事业兴。事实上,早在1982年春,习近平开始分管教育工作后不久,就建议并部署了对全县学校危房的一次大普查。

普查的起因是他听到许多群众反映,孩子在家是宝贝,到了学校是乞丐,许多村最破的是学校,甚至流传着“远看像破庙,近看是学校”“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的顺口溜。

普查结果令习近平吃惊。

全县200多个村的中小学校,竟有3500多平方米的校舍是危房,万余名小学生常年趴在水泥板课桌或者土坯台上上课,4万多名中小学生自带板凳,大部分校舍陈旧,不能遮风挡雨,教室窗户无玻璃,冬天无取暖设备……

由于体制原因,办教育、搞投资、管学校一直被认为是教育局的事,公社和大队在办学上形成了与己无关的“惯性”。

虽说归教育局管,可正定当时是“吃饭财政”,1982年财政收入才1296万元,除去教师工资等“大头儿”,用于教育的款项已经剩不下多少钱来维修校舍。

为了扭转这个被动局面,习近平在全县教育工作“三干会”上提出,打破“教育是教育局的事,与公社、大队无关”的思想,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对辖区的学校是主管单位,实行“谁家的孩子谁抱”。

然而,会也开了,办法也有了,一年时间过去,落实情况却不如人意。

1983年10月的一份县委《情况简报》上显示,南牛公社南永固小学,教室18间,因房子已经漏天,门窗破烂不堪,一二年级学生已停课一星期。

留存至今的简报上,习近平写于18日的批示清晰可见:“南牛公社党委应从南永固小学办学条件问题中,看到与县委要求的差距,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善小学的办学条件,不然就是失职了。”

随后习近平又看到一份报告,县第一所完小里双店公社傅家村小学校舍全是危房,时至深秋,仍有两个班孩子在露天上课。

习近平坐不住了。

“走,咱们去学校看看。”他叫上时任副县长的何玉,推起自行车就准备到学校去。

没想到,还没走出县委大门,就接到去石家庄开会的紧急通知,习近平便让何玉继续前往,回来向他汇报。

“没有一间房是不漏天的,没有一根房梁是不用棍子顶着的,没有一扇窗户是有玻璃的,没有一个门不是铁丝扭着的……”听完这样的汇报,习近平急了。

“在他看来,人命关天,这是大事。”何玉回忆,“我跟他说,其实,不止这两个学校,咱们东北片、西北片好多校舍都是这样的。”

“东北片、西北片不富裕,那条件好点儿的村总行吧?永安公社离县城近,几乎村村经济条件都不错,咱们再找时间去那里看看。”就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北贾村小学之行,有了那次发火。

离开北贾村前,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对村干部说,“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此后,他让县委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乡镇、各村都要这样做。

为掌握全县校舍危旧情况和修缮进度,习近平一有时间就去转学校。

近的骑自行车,远的开车去,一转就是好几个村。哪个村、哪个学校、哪一间教室是危房,危到什么程度,习近平都要在笔记本上一项不落地记下来。

在听取校舍改善工作汇报时,他会当场点出来:哪个学校哪个教室的窗户修了没,哪个学校哪排平房的房顶补上了没?

习近平掌握情况之细让前来汇报的县教育局局长和校长们很疑惑:“习书记咋那么清楚,啥都知道?”

回忆起当年的细节,何玉还忍俊不禁:“他们哪知道啊,习书记早把情况摸透了,都在笔记本上记着呢。”

“习书记可记挂着北贾村小学的事哩。”1984年夏天接任校长的王正安今年已经76岁,他清楚地记得,习近平离开正定赴厦门前又一次来到北贾村小学,询问校舍改造工程进展。

看到已经设计出来的新图纸,习近平问:“建新楼还差什么?”

“我们村有两个砖窑和一个水泥厂,现在就缺钢筋。”王正安回答。

习近平听了,扭头交代随行工作人员记下来,要落实钢筋的事。

离开学校时,习近平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叠钱递到王正安手里,让给孩子们买图书。

他推让了半天才接过来,忍不住鼻子发酸。

习近平离开后,他和总务主任一起数了数,10元面额,整整20张,相当于当时县处级干部三个月的工资。

此后,在县里支持下,学校从正定县建筑公司拉回来一车平价钢筋。1985年底,1500平方米的二层教学楼建好了。1986年的“六一”,孩子们开始了新校舍的第一堂课。

近日,记者来到北贾村小学。刚刚放学的孩子们,在校门前的小广场上欢快地奔跑着。

“这栋教学楼是2012年再次修建的,这栋楼之前,就是托习书记的福,拆掉破瓦房盖起的二层教学楼。习书记第一次来时,那边是六七排破瓦房,后来盖起的新楼在这个位置,这边还有几间厢房,也是教室……”王正安指着校园内的建筑一一向记者介绍。

“真希望习书记再回来看一看。”32年来,这成了老校长未了的心愿。

同样怀揣一桩多年未了心愿的,还有时任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干事的贾俊华:“习书记调走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中问我,有没有当年他帮助过的两个黄石小姑娘的情况。他说,不知道那两个家境困难的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圆满完成任务。”

1984年夏天的一天,习近平从北京乘火车返回正定。途中,铁路工作人员查票,发现车厢里一对小姐妹上车没买票。姐妹俩向工作人员解释,自己是湖北黄石人,去唐山投亲未果,实在没钱买票回家了,一边说一边急得直掉眼泪。

习近平听了姐妹俩的诉说,尤其是看到她们穿得破旧,脸上稚气未消,就主动掏出钱来为她们补了票。 

两个小姑娘拉着习近平,坚持要恩人留下姓名地址,说将来一定去还钱。习近平只好告诉姐妹俩:“我是正定县委办公室的,我姓习。”

后来,这对姐妹真的找到正定县委大院,可令她们没想到的是,习近平竟然是县委书记。最后,习近平不仅没要她们还的车票钱,还又掏钱让贾俊华送她俩到石家庄火车站,登上回家的火车。

这件事,被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写进了怀念习仲勋的文章《我用微笑送你远行》中,因为她十分欣慰,儿子能像父亲一样,“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记者 谷 峰 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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