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一）

1983年春，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在正定县委办公。（资料图片）

“我对燕赵大地充满深情。不只因为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更是因为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

——习近平

编者按：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了三年多，和这里的人民“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情感，他对这片热土知之深、爱之切。他说：“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以下是《河北日报》记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为主题采写的系列长篇通讯。

在正定，有一份记忆，珍藏在许多人的脑海，历经30多年不曾褪色。

在正定，有一种情感，沉淀在许多人的心里，历经30多年不曾消减。

1982年3月，29岁的习近平来到这里，写下了自己从政经历的第一笔。

三年多时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习近平始终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

为百姓吃饱肚子，他勇于担当，为“高产穷县”减少征购跑省进京，实事求是反映人民心声；

为乡亲致富，他不断找寻让群众生活好起来、富起来的路子；

为了正定的未来，他关心教育，从校舍抓起，要求每个村庄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

“明天，我就离开正定了，这点儿钱留下给孩子们买图书吧。”1985年5月赴厦门任职前，他仍牵挂着孩子们。

习近平牵挂着正定，正定人民也牵挂着他。

离休老干部闫月芬养成了追着习近平任职地电视台看新闻的习惯：“他上了福建我就看福建台，他上浙江我就看浙江台，他到上海我就看上海台，他上了北京我就看中央台。他心里有我们，我们心里也有他。”

“老书记好！”2008年1月和2013年7月，已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两次到正定塔元庄村调研指导，当欢迎的人群中响起一声声“老书记”时，他高兴地将手伸过去，与群众一一握手。

在正定人的心目中，无论习近平走到哪里，职位多高，依然是当年那个心里装着百姓的“老书记”。

摘掉“高产穷县”的帽子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

                                                        　　——习近平

1982年4月初的一天，紧邻正定县城的永安公社三角村大队部走进了几个推着自行车的人。

“这是习书记，到你们村转转，了解了解情况。”有人向迎出来的大队干部介绍身边个子最高的年轻人。

1982年3月25日，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的习近平，被石家庄地委任命为正定县委副书记。到任伊始，他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调查研究。

全县第一个粮食亩产过千斤的三角村是习近平调研的首站。

可习近平没想到，出了大队部，和站在街头的几位群众拉起家常，大家说到生活上的首要问题竟是“粮食不够吃”。

“一年干下来，从年头吃不到年尾。”

“谁家不够吃了，就偷着去新乐、无极、藁城等邻县的村里换红薯干吃。”

“一斤粮食能换三五斤红薯干，总比饿肚子强。”

听到大家七嘴八舌倒苦水，习近平关心地追问：“村里这样人家多吗？”“别的村也这样吗？”

说话间，人群旁过去几辆自行车，一位社员抬手指着车上驮着的小口袋告诉习近平：“你瞧，这准是去换红薯干的。”

“近的骑十几里，远的骑几十里。还得偷着，怕丢了先进村的人呢。”今年60岁的三角村村民冯新贞忆起往事，忍不住叹息：“征购交得多，手里又没钱买粮，没办法啊！”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定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高产县，被树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全县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高达7600万斤，交完征购，再扣除种子、饲料等，留下的口粮已经远不够百姓填饱肚子。由于保征购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地里只能上茬小麦下茬玉米。

冯新贞给记者算了笔当年的账：“一斤小麦1毛2，一斤玉米8分，一亩地最多收入60多块。棉花一斤一块多，一亩地能收至少100多块。你说，光种粮食，老百姓手里哪能有钱？”

1981年底，全县人均收入仅140多元，每天只有4角钱。

从三角村调研回来没多久，一天晚上，看到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程宝怀办公室还亮着灯，习近平便推门进去。

“老程啊，领导说让我到正定任职，是给我选了一个‘好县’。依你看，什么是‘好县’？”

程宝怀脱口而出：“咱正定就是好县啊。”

他给了习近平三个理由：一是对国家的贡献大，每年上交粮食征购全省第一；二是县里领导班子很团结；三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像三角村，又是先进中的先进，全国各地可都来参观学习呢。”

习近平听后笑了：“老程啊，我认为，是不是‘好县’应该以老百姓生活得好不好来衡量。你刚才说的三角村，亩产过千斤可农民还吃不饱，偷着到外县换红薯干吃。这些事，你了解不？”

“我了解。”程宝怀说。

习近平点点头，继续分析：“我觉得正定当前的现状是，经济上农业单打一，农业上粮食单打一。交的粮食越多，群众收入越低，咱们实际是个‘高产穷县’！”

最后，习近平郑重地说：“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争取减少一部分征购。”

为什么习近平如此关注“高产穷县”？

在一次县委的小型座谈会上，习近平进行了解释：“绝不能光讲粮食生产、光讲高产粮，不讲经济效益。”“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

“高征购导致群众吃不饱并不是三角村甚至也不是正定独有的。”当时在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工作的李亚平说，在那个年代，向上级反映高征购问题，说轻了是思想觉悟低，说重了那可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了。“要向上级反映这个事儿，心里没把老百姓当回事，没有点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习近平的思考和提议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不谋而合。

在1994年习近平撰写的《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一文中，他赞扬吕玉兰：“了解到征购过重情况后，就主张县委如实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终于使粮食征购任务核减到4800万斤，给正定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文中只字未提自己，可知情人都知道他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贡献。

“习书记和吕书记主张如实向上级反映，其实大家心里都赞成。”时任县委办公室干事的张银耀说，但许多人有顾虑和担心，一是怕有损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形象，二是怕上级领导不高兴，三是怕对习近平个人政治前途有影响。

对这些顾虑和担心，习近平的回答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实事求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就应实事求是反映群众心声，反映现实问题。

因此，习近平与吕玉兰一起，跑省进京，向各级相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

中央很快就派人到正定，与省、地两级相关部门联合组成了调查组。

调查组进村入户下田，不到十天时间，找了一百多名干部群众了解情况。

经过核查，调查组把正定粮食征购的实际情况摸清了。当年，全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800万斤。

这一减，三角村村民家的饭桌上多了白面馒头，少了红薯干。

这一减，正定棉花种植面积很快由1万亩增加到19万亩。

1983年8月，为了让农民增收，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右一）到河间县考察棉花生产。（资料图片）

为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农民收入，习近平还在14.3万亩河滩地上做起了文章。他提出，重点种植林果、花生、瓜菜等经济效益好的作物。

在习近平的指导推动下，当时的西柏棠公社塔元庄大队积极在河滩地上发展起棉花、花生等多种经济作物种植。

塔元庄大队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可开发利用的河滩地却有几百亩。

“我们就按习书记的指示，鼓励社员搞开发。谁开发了收成就是谁的，大家伙儿积极性很高。”时任塔元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赵桂林回忆，挖垄沟、打机井、平整土地，河滩地上冬闲变成了冬忙。开发利用河滩地100多亩，一亩地就为农民增收约300元。

“后来习书记再到我们村调研时，我跟他说起河滩地的开发情况，他很高兴。”赵桂林说。

经过这样的“减”和“增”，1983年，正定县农村人均收入达到358元，同比增长52.3%。

“解决高征购是习书记来后，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他为什么能实事求是、体恤百姓、为民请命？”曾采访过习近平的原《河北青年》杂志编辑周伟思认为，因为吃过很多苦的他“见不得百姓受苦”。

周伟思曾问过习近平：“为什么要放弃优越的条件，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

习近平的回答是，七年的插队生活，使他忘不了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远方贫困的沟壑与山岭……“我渴望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亲手为他们做一点实在事情。”“在生我养我哺育我的人民身边，和他们一起为理想、事业奋斗。”

周伟思发表于1984年的报告文学《而立之年》里记录了习近平赴任正定前的心路历程：

人生太短，在时间的长河里，真正干事业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年。这二三十年来不得一刻荒芜，来不得一点嬉皮笑脸。这样，或许可以办成一两件事，或许对人类、社会、祖国可以做一点贡献。这能有所贡献之年是多么值得珍惜啊。

李亚平1983年8月21日的日记中，也记载着习近平边吃午饭边聊时的真情流露：

“我现在可以说是从生活的锅底一下翻到了社会的顶巅，可是自己觉得并没有喜悦感、快乐感，总是感到有一种责任，就是再也不能让文革那样的情况重演了。”“舒适的生活是庸人的追求，我是准备着入‘苦海’的。”

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正定，习近平从政伊始，就是这样实践的。

为万元户颁发“率先致富奖”

“治国之道首先裕民，民富才能国强。”

                                         ——习近平

1985年1月20日，屋外滴水成冰，屋内暖意融融。

“率先致富奖，甘国田、刘成永……”

正定县招待所的会议厅里，一场气氛庄重又热烈的三级干部会正在进行。

与以往“三干会”不同，这一次，表彰先进是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

1985年1月20日，甘国田荣获盖有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县长刘树章印章的县委书记县长奖励证书。（资料图片）

令与会者感到新鲜的是，表彰名目叫县委书记、县长奖，奖项有“伯乐奖”“自学成才奖”“特别奖”，甚至还有一个“率先致富奖”。表彰对象既有种花养鸡的普通农民，也有干个体、办私营企业的小老板。

正定镇顺城关村今年已经73岁的老大娘刘小果家的小木柜里，一直珍藏着一本获奖证书。

略显陈旧的红色证书封皮，印着“县委书记 县长奖励证书”字样。内页蓝黑色钢笔水写就的字迹虽有褪色仍清晰可见：甘国田，男，42岁，正定镇顺城关农民，种花专业户，一九八四年纯收入14000多元。授予率先致富奖。批准人：习近平（印）、刘树章（印），1985年1月20日。

在刘小果看来，这本证书记载着丈夫甘国田，一个普通农民一辈子最光荣的时刻。

“县上发的奖，上面还有习书记的名字呢！”领奖回家半天了，甘国田把证书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其实，父亲获奖前，习书记就来过我家。加上后来，前前后后有好几回。”如今已50岁的儿子甘语录回忆，“有一次，他是在一个冬天快晌午的时候来的。

那天，甘语录忽然听见院外有人招呼，开门一看，一个穿着绿军大衣的人带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进了院子。闻声而出的父亲赶紧和来人握手，把大家让进屋里。

“我在屋外听长辈们说，那个领头的是县委书记。”甘语录说，当时聊什么大事不知道，只记得客人们在家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没吃饭就走了。

“赶上月季花开的时候来了，习书记还会在不大的院子里走一圈，仔细看看月季花的长势。”甘语录记得，自家半亩地大的宅院里，一半是房子，另一半几乎都种上了月季花。“那时候，月季花还是稀罕物，集市上，一盆花能卖3到5块钱。”

后来，从小院到荒滩地，再到自家农田，甘家的月季花越开越旺，成为正定首批万元户之一。 

以前只有劳模受表彰，谁知道在院里种个月季花，成了万元户也能当先进、上台领奖？时至今日，甘语录还记得乡亲们对于父亲获奖的惊讶。 

不过，当年的“特别奖”获得者、时任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的高培琦却深知此举的深远意义：“开表彰大会、搞‘率先致富奖’是习书记提议的。写着县委书记和县长名字的证书，300元奖金和一辆自行车，意味着政府给致富农民撑腰呢。” 

支持并号召群众靠勤劳致富，让生活好起来、富起来，是习近平任职正定后，始终牵挂于心的大事。

“治国之道首先裕民，民富才能国强。”1984年2月，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定从事农业的人口占70%，从事其他行业的占30%，工农业总产值里农业占70%，其他占30%。习近平认为，应把这两个比例颠倒过来——让70%的人去搞多种经营，让工业、副业、旅游业收入占70%。这样群众生活才能改善，经济才能发展。

习近平发现，解决了高征购问题，发展多种经营与商品生产有了空间，但当时全县干部群众中却普遍存在着“想富不敢富、想富不会富、想富不能富”的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的思想干扰仍影响着正定，因干涉农民种瓜引发的留村“拔瓜事件”曾轰动全国，更是一度让人谈“富”色变。

在时任县委办公室资料组组长王志敏的记忆中，南牛公社树路大队村民就因私下买卖土布，被工商部门当作非法交易处罚。

习近平了解到这一情况，当即表示：村民们的交易行为并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工商部门不应没收。

树路大队的情况在正定并非个案。

在县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深入分析了类似现象存在的原因，指出这是因为没有划清勤劳致富与剥削致富的界限，“把运用正当手段实现勤劳致富与投机钻营、非法剥削混淆起来了”。 

他还多次在会议上批评一些干部把先富起来的“两户一体（指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看成是搞歪门邪道的非“正统”百姓。他说，这是一种偏见。

1983年10月，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他就主持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大型商品生产会议——发展商品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会期长达5天半，590人参会。 

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搞活农村经济，使农民有更多的发展余地，这是时代的要求，党的要求，农民的希望”。 

翻看习近平当时的会议讲话，“鼓励勤劳致富、率先致富，是党的一项基本政策”“正当的劳动致富，都是无可指责的，必须大力支持”的话多次出现。

如何在经济上帮助扶持、在法律上坚决保护，使群众能够大胆致富、公开致富、光荣致富？

在习近平的主持推动下，县委和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1984年3月7日，县委《关于大力发展“两户一体”的几项规定》提出，“对于取得显著成绩的‘两户一体’，由县政府为其颁发光荣证，并予以适当奖励”。 

1984年4月4日，县委办公室《关于认真检查对待专业户的一些错误做法的通知》提出，“对‘两户一体’进行打击、刁难、阻碍的，要认真追查，严肃处理”“各级都要为‘两户一体’撑腰”。

李亚平介绍，习近平很重视“发挥致富样板作用”，尤其是鼓励他自己分包的滹沱河南片和城关片9乡1镇要率先致富。

习近平提出发展庭院经济，通过搞试点、开现场会引导人们在自家院里搞副业，一批致富能手出现了，他们有的在院子里养鱼种花，房顶上种菜，有的在院里建起大棚，冬天种花和错季菜。

种月季花致富的甘国田就是这样走进习近平视线的。

获奖后，不仅正定县很多人来买他家的月季花，县外甚至省外也有人慕名而来。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一拨又一拨来参观学习，越来越多的人种起了月季。

“不管谁来，不管谁问，他都耐心地教。”甘语录说，那时父亲说得最多的就是：习书记说了，一人富不算什么，能带动乡亲们致富，才真的值！

习近平不光关注着泥土里走出的甘国田，他还希望涌现更多的致富带头人。

“大搞农工商、农民变工人、离土不离乡”，这是习近平为正定发展商品生产谋划的路子。

1983年，原本在县广播站工作的张新立，因爱好无线电发明，喜欢技术创新和改造，辞职办起了春光电器厂。

1984年，厂里研制出一款新型舞台灯光设备“彩色灯光声控器”。习近平听说后，马上就来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子调研。

“我在厂里给他现场演示了这套产品。”张新立回忆，“习书记主动问我们厂有什么困难，还需要什么支持”。

让他没想到的是，得知厂子遇到销路困难，习近平通过各种途径帮忙介绍客户，使春光电器厂的产品卖进了中央电视台，厂子也就此活了起来。

1985年农历正月初八，寒气逼人。

“走，咱们给张新立拜年去！”一大早，习近平就带着李亚平，骑车20里来到位于东权城村的春光电器厂。

习近平看车间，问经营，并叮嘱，厂子发展再遇到什么困难，直接找他。

“习书记，张新立比你年龄还小，你又是县委书记，咋给他拜上年了？”回到机关，李亚平不解地问。

“因为他这个致富典型很有意义，可以起到领路、示范作用。”习近平的回答意味深长。

为了孩子们而发火

“教育关系着子孙后代，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习近平

“习书记今天发火了！”

1984年3月的一天，习近平骑车下乡回到机关大院不久，不少人便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不止一位同行的工作人员说，“这可是头一回见习书记发这么大火”。

什么事惹得在人们眼中一向平易近人的习近平如此生气？

原来，当天习近平一行骑车来到北贾村小学查看校舍。令他没想到的是，一眼看去，富裕的北贾村，小学竟然是这样的景象：

坍塌的大门，破败不堪，无人修葺，老师学生就从墙上的一个大窟窿进进出出；

一条马车、拖拉机来回驶过的大道就算是操场，嘈杂而且危险；

因为风吹雨淋，十几间教室房顶的瓦片都快掉完了，没有一扇窗的玻璃是完整的，教室门要关关不上、想开开不了；

育红班的教室里，孩子们挤满一屋子，凳子不够坐，有的孩子只好坐在地上……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么破败的学校，你们怎么看得下去？”习近平声调有些提高，责问赶来的校长。

《而立之年》里记录了习近平发火时的痛心：“将成为北贾村甚至成为中国栋梁的一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学习的？课桌，水泥板的，比凳子还低，你去趴半天试试看！日后，你这里不出人才，倒要出一批驼背，近视眼！”

闻讯赶来的村干部听到习近平的批评，赶紧解释：村里对学校的改善一直没顾上，不够重视，到时候……

“到什么时候？”习近平打断村干部的回答，“你们今晚就开会落实整改，下星期去县教育局报计划。至少先要有院墙、灯泡、玻璃，有木头的课桌板凳。”

“就你们村的条件，不应该把小学搞成这个样子，完全有条件把学校好好改善。如果一个月内你们还不行动，就要撤你的职！这件事还要告诉乡里，乡党委也要督促过问，否则，他们要负‘连坐’责任！”

临走时，习近平语气有所缓和：“你们呀，对不起你们的子弟。”

据说，这是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后第一次下乡发火。在回机关的路上，习近平还反复向身边的同志们强调：人命关天，怎么能当儿戏。教育关系着子孙后代。

习近平深知，教育兴，人才兴，事业兴。事实上，早在1982年春，习近平开始分管教育工作后不久，就建议并部署了对全县学校危房的一次大普查。

普查的起因是他听到许多群众反映，孩子在家是宝贝，到了学校是乞丐，许多村最破的是学校，甚至流传着“远看像破庙，近看是学校”“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的顺口溜。

普查结果令习近平吃惊。

全县200多个村的中小学校，竟有3500多平方米的校舍是危房，万余名小学生常年趴在水泥板课桌或者土坯台上上课，4万多名中小学生自带板凳，大部分校舍陈旧，不能遮风挡雨，教室窗户无玻璃，冬天无取暖设备……

由于体制原因，办教育、搞投资、管学校一直被认为是教育局的事，公社和大队在办学上形成了与己无关的“惯性”。

虽说归教育局管，可正定当时是“吃饭财政”，1982年财政收入才1296万元，除去教师工资等“大头儿”，用于教育的款项已经剩不下多少钱来维修校舍。

为了扭转这个被动局面，习近平在全县教育工作“三干会”上提出，打破“教育是教育局的事，与公社、大队无关”的思想，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对辖区的学校是主管单位，实行“谁家的孩子谁抱”。

然而，会也开了，办法也有了，一年时间过去，落实情况却不如人意。

1983年10月的一份县委《情况简报》上显示，南牛公社南永固小学，教室18间，因房子已经漏天，门窗破烂不堪，一二年级学生已停课一星期。

留存至今的简报上，习近平写于18日的批示清晰可见：“南牛公社党委应从南永固小学办学条件问题中，看到与县委要求的差距，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善小学的办学条件，不然就是失职了。”

随后习近平又看到一份报告，县第一所完小里双店公社傅家村小学校舍全是危房，时至深秋，仍有两个班孩子在露天上课。

习近平坐不住了。

“走，咱们去学校看看。”他叫上时任副县长的何玉，推起自行车就准备到学校去。

没想到，还没走出县委大门，就接到去石家庄开会的紧急通知，习近平便让何玉继续前往，回来向他汇报。

“没有一间房是不漏天的，没有一根房梁是不用棍子顶着的，没有一扇窗户是有玻璃的，没有一个门不是铁丝扭着的……”听完这样的汇报，习近平急了。

“在他看来，人命关天，这是大事。”何玉回忆，“我跟他说，其实，不止这两个学校，咱们东北片、西北片好多校舍都是这样的。”

“东北片、西北片不富裕，那条件好点儿的村总行吧？永安公社离县城近，几乎村村经济条件都不错，咱们再找时间去那里看看。”就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北贾村小学之行，有了那次发火。

离开北贾村前，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对村干部说，“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此后，他让县委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乡镇、各村都要这样做。

为掌握全县校舍危旧情况和修缮进度，习近平一有时间就去转学校。

近的骑自行车，远的开车去，一转就是好几个村。哪个村、哪个学校、哪一间教室是危房，危到什么程度，习近平都要在笔记本上一项不落地记下来。

在听取校舍改善工作汇报时，他会当场点出来：哪个学校哪个教室的窗户修了没，哪个学校哪排平房的房顶补上了没？

习近平掌握情况之细让前来汇报的县教育局局长和校长们很疑惑：“习书记咋那么清楚，啥都知道？”

回忆起当年的细节，何玉还忍俊不禁：“他们哪知道啊，习书记早把情况摸透了，都在笔记本上记着呢。”

“习书记可记挂着北贾村小学的事哩。”1984年夏天接任校长的王正安今年已经76岁，他清楚地记得，习近平离开正定赴厦门前又一次来到北贾村小学，询问校舍改造工程进展。

看到已经设计出来的新图纸，习近平问：“建新楼还差什么？”

“我们村有两个砖窑和一个水泥厂，现在就缺钢筋。”王正安回答。

习近平听了，扭头交代随行工作人员记下来，要落实钢筋的事。

离开学校时，习近平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叠钱递到王正安手里，让给孩子们买图书。

他推让了半天才接过来，忍不住鼻子发酸。

习近平离开后，他和总务主任一起数了数，10元面额，整整20张，相当于当时县处级干部三个月的工资。

此后，在县里支持下，学校从正定县建筑公司拉回来一车平价钢筋。1985年底，1500平方米的二层教学楼建好了。1986年的“六一”，孩子们开始了新校舍的第一堂课。

近日，记者来到北贾村小学。刚刚放学的孩子们，在校门前的小广场上欢快地奔跑着。

“这栋教学楼是2012年再次修建的，这栋楼之前，就是托习书记的福，拆掉破瓦房盖起的二层教学楼。习书记第一次来时，那边是六七排破瓦房，后来盖起的新楼在这个位置，这边还有几间厢房，也是教室……”王正安指着校园内的建筑一一向记者介绍。

“真希望习书记再回来看一看。”32年来，这成了老校长未了的心愿。

同样怀揣一桩多年未了心愿的，还有时任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干事的贾俊华：“习书记调走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中问我，有没有当年他帮助过的两个黄石小姑娘的情况。他说，不知道那两个家境困难的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圆满完成任务。”

1984年夏天的一天，习近平从北京乘火车返回正定。途中，铁路工作人员查票，发现车厢里一对小姐妹上车没买票。姐妹俩向工作人员解释，自己是湖北黄石人，去唐山投亲未果，实在没钱买票回家了，一边说一边急得直掉眼泪。

习近平听了姐妹俩的诉说，尤其是看到她们穿得破旧，脸上稚气未消，就主动掏出钱来为她们补了票。 

两个小姑娘拉着习近平，坚持要恩人留下姓名地址，说将来一定去还钱。习近平只好告诉姐妹俩：“我是正定县委办公室的，我姓习。”

后来，这对姐妹真的找到正定县委大院，可令她们没想到的是，习近平竟然是县委书记。最后，习近平不仅没要她们还的车票钱，还又掏钱让贾俊华送她俩到石家庄火车站，登上回家的火车。

这件事，被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写进了怀念习仲勋的文章《我用微笑送你远行》中，因为她十分欣慰，儿子能像父亲一样，“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记者　谷 峰 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