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并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准确描绘了新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全新图景。可以说，这一论断不仅明确了中国道路在世界格局中的角色定位，更阐明了其背后深刻的理论根基与文化底色。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出自《礼记·中庸》，说的是世间万物，各有各的生长之道，却能共同发展而不彼此损害；日月四时，各有各的内在规律，却能并行运转而不相互冲突。这一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和”精神，在今天依然凸显出强烈的实践价值。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争夺主流话语地位的同时，也将其惯有的二元对立思维推向了全世界。他们常常将“不同的”看成是“对立的”，认为这些要素之间相互矛盾，难以共存。因而，要想实现持久稳定，必需一种强大的外力来加以协调，这就要求一个所谓“秩序维护者”的存在。这种观点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制造了大量的副产品。例如，我们非常崇尚的“和平”概念，在现实中就异常脆弱，它不仅频频遭遇挑战，还被当作面具、当作武器，用来碾压那些被视为“异端”的价值与信念，从而掩盖一些霸权国家的真实利益诉求。同样，在历史发展的问题上，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及其制度体系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佳路径，因而对其他的历史实践不屑一顾，甚至对一些成功的道路探索蓄意抹杀。

　　中国先贤对于“和”有着独特的哲学认知，我们倾向于从整体性的视野对“不同的”东西保持开放与包容，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兼容并蓄，从而实现“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稳定格局。相较于各元素之间的对立，我们更看重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彼此依赖，更加强调一种多样性的统一。而这一观点，又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形成了理论上的呼应。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虽然有着内在的动力结构、有着相同的价值追求，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中，却表现为不同的发展样态，呈现出不同的道路模式。马克思主义拒绝把历史道路看成是僵化的公式或模板，而是强调从辩证与发展的视角出发，尊重各国的具体实际，坚持在多元发展之中寻求共同进步。从事实上也可以看出，这种“并行不悖”的发展格局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全新趋势，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验证，更为世界各国反思自身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启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以中国自身的道路探索为依托，“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拓展。简而言之，其中应有之义有三。

　　其一，求同存异、和平发展。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的世界，充满变化、机遇与挑战，原有的国际秩序与格局正在进行深度调整，人类社会的世界性交往与差异性对话逐渐成为主流。西方世界对一些新兴国家强制输出意识形态的尝试并不成功，反之，世界各国对于寻找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的需求愈发强烈。在这个“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中，和平是一条底线，是发展前提。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靠单打独斗、武力威胁已经没有意义，实现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40年来的和平崛起，正是对这一理念的标杆式例证。

　　其二，道路自信、独立自主。中国智慧讲求“和而不同”，贵在能够包容“不同”，进而保存自我、丰富自我、超越自我，诠释并践行一个国家的自我意识。中国的自我意识靠什么体现？一方面，要有文化心理上的自信，另一方面，要有主权实践上的自主。近代以来，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共产党、选择改革开放、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一步决策都是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结合中国自身实际所作出的自主判断，是中国主权的重要体现。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坚持并实践了我们的自主决策，才真正实现了科学的理论逻辑与现实的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就本身，也逐渐融入我们的文化血脉，不仅成为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重要支撑，也是中国回归国际舞台中心，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的重要依据，因而意义非凡。

　　其三，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当今时代，人类生活在一个历史和现实高度交汇的时空。这意味着，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都不会是小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会是简单的“提问—回答”或“自问—自答”，而需要多方合作、协同推进。与传统的国际合作模式不同，中国坚持将平等作为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一方面，我们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需要共担责任，共享红利；另一方面，中国在这个进程中作为一个倡议者与实践者，它为世界创造共赢的平台，却绝不输出中国模式，充分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唯有此，才能真正促进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应对威胁和挑战，实现共同安全、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从而实现共赢的全新局面。

　　（作者：王纵横，系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