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先后所尝试种种改造中国 社会的方案会失败？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谁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 的历史使命？怎样才能找到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呢？

应当说，以往各阶级这些改造中国社会的探索中都体现了自己的精神,但从根本上说，由于近代中国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最终都走向失败。

中国的农民阶级具有极强的反抗精神，是一支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最大的剥削、掠夺对象。他们承担着社会的基 本生产任务，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最重，生活最为悲惨。因而，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反抗性。但是，由于农民受到其小生产方式社会存在所带来的狭隘性和保守性的限制，同时，也受到自私性撤漫性等阶级局限的影响,致使他们提不出科学的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有科学创新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从而不可能 战胜强大的敌人。譬如，洪秀全等呕心沥血地将天国未来溶进了土地 纲领一《天朝田亩制度》中，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根据“凡 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九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它希望通过这一制度，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 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然而,1853年《天朝田亩制度》颁发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等根据天京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向洪秀全建议在安徽、江西等地“晓喻良民’照 旧交粮纳税结果被采纳。农村实行的依然是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是客观规律最终使农民从理想的天国回到封建的现实。它说明，在近代中国，农民阶级并不代表中国的先进生产方式，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这就造成了农民是一个“不能代表 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没有办法的阶级，他们需要更集中、更有知识、更先进、更具有新型革命精神的阶级来引导他们斗争。

洋务派进行的自救运动，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自强精神。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严重危机，挽救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而进行的自救运动。然而，由于洋务派是封建官僚,本质上是属于地主阶级或买办阶级，“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决 定了洋务运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张之洞在后来写的《劝学篇》中，提 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映了他们当初办洋务的指导思想。洋务派引进西方技术，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巩固其封建社会体制。洋务派的强国方案，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即采用西方先进技术 的“用”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应付外来列强侵略的新局面， 从而维护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 “体”。本来洋务派创办的军用、民用工业应具有资本主义特点，但是只要洋务派插手，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还是“官商合办”，几乎都成了封建衙门式企业，很少有资本主义色彩。因此,尽管洋务派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实践,但因为他们未能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从而使先进的生产力无法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终导致了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走向失败。残酷的现实证明，地主阶级发动的洋务运动企图在封建框框里实现“自强”目的，这无异于空想。 封建主义老路再也不能走了，要改造近代中国社会，必须通过政治革命,进行社会制度创新。

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变法维新运动，具有鲜明的变革精神。19 世纪末，由于民族救亡图存的紧迫需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很不成熟的条件下迅速登上政治舞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新生的社会 力量虽然还很弱小，却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维新派或革命派），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从开始出场就心怀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维新派代表人康有为亲眼目睹了清王朝的极端腐败，痛感民族危机深重，二次上书大清皇帝，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要求,拉开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但是，这时中国的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还相当弱小，民族资产阶级尚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内部还在分化组合，且与封建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同强大的敌人打不上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最后，“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谭嗣同发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 呼喊。这说明面对强大封建顽固势力的打压，资产阶级仅有变革精神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彻底革命的精神。

资产阶级革命派具有强烈的民主共和及革命进取精神。革命派 领袖人物孙中山自走上革命道路后，就成立革命组织，提出并不断完善革命纲领，还精诚无间、百折不回地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十多次革命起义，这些革命起义虽累战累败，但他为革命目标所鼓舞，从未消沉、 气馁，而是“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涌现了不少置生死安危于不顾，挨功名利禄于度外的仁人志士，如 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陆皓东，在钉手足、凿齿等残酷 刑罚面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就义前慷慨陈词：“但一我可杀，而继 我而起者不可尽杀”，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贞。黄花岗起义 时,在日本、南洋以及国内各省的革命党人乐赴国难，战斗打响后，一 种为信仰而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特别是林觉民在起义前就给其爱妻写了一封感情深挚的绝笔书，表现了他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决心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在辛亥革命期间，类似以上列举的为国献身者，比比皆是。正是这样的献身精神汇集成了大好的革命形势，从而淹没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制定并颁布了多项政策和法令，推行了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革新措施，如改变中国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开始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等等。这反映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除旧布新、矢志共和的革命精神。但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 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 的领导核心,提不出一个足以广泛动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 众参加革命运动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其 自身无法改变“软弱”的历史特征，从而也无法完成其革命目标。正如毛泽东所说:“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 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 害怕民众”。

伟大的革命呼唤伟大的精神。要完成艰巨而又伟大的中国革命 事业，不仅需要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且还要求这个政党 有矢志不渝的伟大革命精神。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 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 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一个具有这样“顽强精神的政党”。以首创、奋斗和奉献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先进分子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形成的“顽强精神”。红船精神是对以往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的出路进行艰辛探索中展现出来的抗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除旧布新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等崇高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