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开始了由东北再向全国的侵略战争，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四川省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和全国各地一样，迅速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奠定抗日救亡基础

在强敌侵凌面前，不少关心国家命运的进步青年，密切注视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散之，经组织同意，于1935年春回到荣昌，成为荣昌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在李散之等人的发动、组织下，每逢重大国耻纪念日，举行盛大集会，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全县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日。1934年荣昌党组织被破坏后和党失去联系的原县委组织委员方曙霞，于1935年从安徽寿县回到荣昌，他们和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廖福增（即廖林生）、胡禹九、朱理君、朱剑涛、向天培等人经常在“八百春”茶园接触，一起阅读交流抗日救亡进步书刊，纵论国家大事，通过所联系的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团结进步青年，发起并分别在城关、安富等地成立读书会、救国会。在外地活动的荣昌籍共产党员赵宗麟（柳乃夫）、共青团员彭涛（彭文龙）和这些进步青年有着紧密联系，他们都曾经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回过荣昌，积极推动荣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初，廖福增在县城内发起抗日救亡的启发教育宣传活动，组织时事座谈会，有李散之、方曙霞、胡禹九、彭高楠、何君辉、刘佐华、桂永厚、向天培、唐志远、石渠、张曲、郑茂贤等20余位同志参加，为荣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组建抗日救亡团队

1937年7月27日，全县各群众团体，各学校、商会，联合举行盛大集会，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荣昌县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28日，抗敌后援会发出《快邮代电》：“封豕长蛇，深入腹地。大好河山，竟成腥风血雨之场；锦绣川原，悉变鬼燐萤火之地。”并指出：“份属国民，自应同起御侮，共救危亡。同人等凛覆巢之痛，具抒难之忱，时日曷丧，与汝偕亡。”并表示：“本会愿率四十万民众，为前敌后盾。收复燕云，饮马长白，不达目的，誓不终止”。《快邮代电》充分表达了全县人民坚决抗日的意志和决心。

8月4日，抗敌后援会议定城乡各中小学上街下乡宣传抗日救亡；全县青壮年进行军事、防空、消防、救护训练；在各场镇组织防空救护队、消防队、警备队，以备敌机空袭时进行救护，维持社会治安，全县城乡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

在1937年冬和1938年秋，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骨干力量的荣昌抗日救亡团队风起云涌。县城有少年救亡宣传队、妇女抗敌宣传队、抗敌后援会歌咏团宣传队、荣昌抗敌儿童队、荣昌中学乡村宣传团、动员委员会战时宣传团城关宣传队。河包乡成立民众抗敌宣传剧团。盘龙、仁义、荣隆、吴家、广顺、安富、古桥、五福、复兴等小学，先后成立抗敌宣传队。各抗敌宣传队奔赴农村，宣传抗日救亡的意义，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抗日救亡戏剧。这些抗敌宣传团队，织成规模宏大的抗日宣传网。

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1938年10月，在荣昌青年知识分子中组织了以共产党员李散之、方曙霞为核心的“大众壁报社”，定期出版手抄并在城乡开展群众歌咏和宣传演出活动，在茶馆和球场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及时揭穿大汉奸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丑恶面目，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11月，《抓壮丁》的作者吴雪和丁洪率领的抗敌演剧队到荣昌巡回宣传演出。他们在演出前后深入到群众中宣传抗日，高昂的抗日救亡热情深深地感染了群众，有的青年人当场表示要当兵上战场去杀日本鬼子。

春节期间，在廖福增等人的带动下，荣昌社会袍哥组织仁、义、礼、智十八面公口组成的文明公社出面，将旧例耍大龙、玩花灯的节日活动注入抗日救亡的内容，形成了热烈的抗日救亡气氛。盛大的欢庆队伍，以彩旗、彩灯、仪仗为前导，救亡大龙在行进队伍中欢腾滚动，救亡花灯翩翩起舞，抗日救亡口号此起彼伏，抗日救亡传单、标语到处张贴、散发，花灯小调高唱抗日。安富、吴家、盘龙等地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大龙活动，把春节办成了有强烈抗日救亡色彩的春节，收效良好。

当年春末，廖福增从陕北安吴堡青训班学习结业后回到荣昌，按照中共中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从多方面发动群众。他发起组成了“抗敌歌咏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便于开展活动，推举城关袍哥组织和善堂的舵把子、当过团练局长、时任商会会长的罗希和为团长。广大店员、学徒、擦鞋匠、理发匠等都参加了歌咏团。城关的“吉顺祥”、敖家巷的“三友”等几家茶馆，高炳荣书店、东益当网球场等地，都成为歌咏团开展教唱活动的地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救亡歌曲响彻荣昌上空。

当年上半年，位于城关张家祠的城区二小，校长刘佐华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教师中有共产党员郑茂贤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余辛涛等人，城区二小成了荣昌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基地，他们把“理论、实践”作为教学活动的中心，以“英勇、活泼、蓬勃、紧张、勤劳、朴实、亲爱、合作”作为师生的行动准则。学校师生到处书写、张贴“把学校变成战场，把战场变成学校”“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标语口号；利用场期和节假日上街、下乡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演出抗日救亡歌曲，慰问抗日出征军人家属，赠送“抗日光荣”的光荣牌和奖状。

6月2日，为旧历端午节，抗敌歌咏团等群众组织给端午龙舟赛的传统活动注入了抗日救亡内容，使之成为“救亡龙船”，濑溪河畔，施济桥头，龙舟飞驶，高呼抗日。在濑溪河施济桥侧观音阁，还设置了抗日救亡宣传室，展出了抗日书刊、画册，读者十分踊跃。

廖福增等人还以抗日龙船结余的经费为基础，办起了“光明书店”，主要推销《新华日报》和其他抗日救亡书刊。

抗战中还有不少字刻和楹联，反映出人们的抗战信心和决心。安富火神庙巷内墙上刻写的“誓死抗日”至今犹存；在当时的县政府门口贴有一副动员抗战的楹联：“地无论东西南北齐抗战，人不分男女老幼总动员”，横联是“全民抗战”；在外南街一家饭馆门上贴过这么一副楹联：“饭店不怕大肚汉，中华岂惧小倭蛮”，横联是“抗战到底”。这些字刻和楹联生动形象，衬托出当时热烈的抗日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