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割据时期，在政权众多的苛政中，最为特别和最难自圆其说的莫过于危害百姓最深的“鸦片烟捐”。四川大小军阀为“广开财源”，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以收鸦片烟捐，又碍于鸦片烟是毒品，故掩耳盗铃地称鸦片烟捐为“罚款”，美其名曰“寓禁于征”；农民如拒种鸦片烟则要抽“懒捐”。驻荣昌的军阀部队每年都要征收3—4年的“田赋”，驻军在“防区”内还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以收取高额鸦片捐。因此，发生了荣昌农民反抗“烟捐”的武装斗争。现将时隔90多年的斗争故事公之于世。

四川省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于1923年始种鸦片，1924年种植区域遍及全县，其中，峰高所产鸦片质地特好，称之为“枣泥”，当时市价每两为大洋5角。征“烟苗捐”，即所谓“罚款”，以窝数计算，农民称之为“烟窝捐”。一挑以1000窝计，1923年每亩（荣昌地区习惯以5挑折算为1亩）征大洋1元，1924年增至大洋2元，1926年增至大洋5元，1930年则增至大洋12元5角。农民胡炳章一家种烟20亩，应交纳“罚款”大洋200多元，可买7000斤大米。这一时期农民每年至少还要交三四年田赋。1931年1月，荣昌县所征田赋已征至1950年，农民难以忍受如此苛政重赋，连国民党荣昌县指导委员会也难于掩饰这种残民暴政，在给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一份呈文中，不得不承认，种种横征暴敛是“戕贼民生”，“为共驱民”，致使“哀鸿遍野，各处匪徒蠢蠢欲动”。

峰高饱受压迫和欺凌的农民，为反抗国民党苛政虐民，曾两次掀起反抗鸦片烟捐斗争的风暴。

军阀割据时期，荣昌基层政权组织形式是“团防制”，乡设有“团”，“团”有“团总”。峰高乡以下有峰高、善教、千秋、桃香、仁和等5个“局”，“局”有“团正”；“局”以下为“甲”，全乡共24个“甲”，每“甲”有百来户。在征收烟苗捐中，除军阀索取数额外，地方团、局、甲、土劣还要层层压榨。广大农民在如此沉重的压榨下无以为生，只有奋起反抗。

先是发生“烟窝捐”算帐斗争。1926年春，时驻荣昌军阀部队一个姓熊的营长带了两连兵到峰高勒收“烟窝捐”。勒令每甲交100块大洋，全乡23个甲，要收取2300块现大洋，并蛮横地说“既然来都来了，政府决定的烟苗捐，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没有什么价钱好讲。”结果引起了公愤，被峰高的团丁打跑。

后来又发生了一次1000多农民手持900余支枪的武装围场抗烟苗捐斗争。1930年初，受到同乡共产党员何璧坤，路孔乡进步青年赵宗照、陈继宇的影响，对地方恶势力盘剥乡民极为痛恨的邓良栋，当时在荣昌县政府临时工作，得悉当年24军军部分配荣昌县烟苗捐税额为大洋25000元，因当年荣昌遭受雹灾，由县团练局、县商会向24军军部请求减免了大洋7000元，实际税额为大洋18000元，上海同善社又汇来救灾款大洋5000元，这样，实际上全县烟苗捐只需征收大洋万余元。但烟苗捐在地方反动势力手中，是吮吸民脂民膏的一项重要财源，各级经办人员层层加码，仅峰高乡的税额即高达大洋27000至28000元，远远超过全县的总税额。邓良栋将有关材料抄回峰高乡，在群众中广为宣传，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大家认为，这主要是乡团总叶自成搞的鬼，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找叶自成把帐摊开来算，就不难真相大白。群众掌握了全县税款分配情况后，就等于掌握了和这些人斗争的武器。把烟苗捐抗下来，一可以减轻大家的负担，二可以杀一下坏蛋们的威风。如果讲道理不解决问题，就比枪杆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一场抗捐风暴正在群众中酝酿。

当时峰高的团总是叶自成，峰高局团正为何仰贤，善教局团正为何昆五，千秋局团正为廖祥云，桃香局团正为陈渠云，仁和局团正为叶竹轩。这些人经手烟苗捐，中饱私囊，积恶很多，民怨甚深。4月6日至12日，邓良栋、何绍卿、何毓森、何相昆、何干城、邓良臣等人分头到各甲发动群众参加“打窝捐”斗争。

4月15日，各甲农民代表200余人在荣昌和大足交界的八角庙开会，决定第二天去乡公所找叶自成算帐，如果乡公所用武力压迫，大家就用武力反抗。各甲把“操丁”的人枪都集合起来，推举邓良栋为总代表，何干成、颜荣泰、杨荣跃、黄绍云、伍和通等50余人为代表。当代表们决定找乡公所算帐后，以叶自成为首的地方顽固势力也筹商了对策，叶自成主张用四、五百元收买邓良栋，先把邓良栋关押几天，然后送到外地去住一段时间再回来，以平息斗争风暴。刘泽怀不同意，决定强行镇压。一场抗捐斗争的熊熊烈火即将燃烧起来。

16日，“提款委员”林子厚和县团练局长带领一班人马到了峰高，以镇慑群众的“算帐”要求。

上午10点钟左右，当邓良栋为首的几十名代表走进乡公所找叶自成算帐时，乡公所竟然扣押了邓良栋，准备在散场以后把人带回荣昌。当邓良栋从乡公所（禹王宫）转押于关圣殿（乡自卫队驻地）时，邓良臣和何秉轩、何干成等约集一二百群众把邓良栋从关圣殿“抢”了出来。邓良栋脱险后，代表们就分头通知各甲集合武装，站岗放哨，防止地方顽固势力前来捉拿代表。

17日，县里派来了5个差人，前来捉拿邓良栋、何干成、何相昆、杨治汉、邓海云等数十人，但这伙差人到了峰高后，看到这“剑拔弩张”的架势，不敢抓人，只好偷偷溜回县城。

面对如此局面，大家开会商议，认为群众有道理，不要怕，大家商量着干，并决定“武装围场”。当即就通知各甲带领队伍包围峰高铺，准备战斗。并连夜赶写标语，刻印《快邮代电》《告民众书》等宣传单准备张贴、散发，提出了打倒叶自成、叶露秋、廖祥明、叶竹轩、何昆五等人的口号。

20日，峰高逢赶场天，峰高各局各甲带来的队伍有1000多人，900多条枪，有的拿着长矛和大刀，把乡场密密麻麻地围了起来，不许通过。街上贴满了标语和《快邮代电》，到处都在放枪，群众的吼声震天。

地方顽固势力知道了这一消息，请城里派了一个连长带领两排人，天未亮就赶到峰高。但看到抗捐的农民人多势众，锐不可当，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乡政府的人震住了，只好答应与农民代表谈判，并达成四条协议：一是每亩的烟苗捐由10元减为7元5角，多收的退还；二是为代表挂红放鞭炮；三是叶自成赔偿农民损失500元；四是叶自成请客赔礼道歉。

这场“打窝捐”（反对增加烟苗捐）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