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泸顺起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特殊意义。起义爆发前，在四川主要有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及与之紧密合作的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以及在“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两大政治力量。国共两党高层与中共重庆地委都对策动四川军阀易帜从不同角度做了很多工作。泸顺起义爆发后，中共重庆地委迅速采取措施，一方面着力整顿军队，同时乘势而上，大刀阔斧开展政治工作，以求根本改变四川政治形势。由于四川军阀同反革命势力的勾结，泸顺起义最终失败。泸顺起义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大革命；泸顺起义；中共重庆地委；“莲花池省党部”；四川军阀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泸顺起义有着特殊意义。这次起义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动，立足配合北伐战争，矛头直指四川封建军阀，持续时间长达六个多月，是中共早期武装斗争的一次重大行动。

在泸顺起义过程中，各方政治力量的决策及博弈错综复杂。本文基于相关材料，进一步阐释泸顺起义的全过程，通过剖析起义前后各方政治力量对起义的反应和应对，以重新审视泸顺起义，并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

一、起义爆发前四川的政治格局

起义爆发前，在四川主要有两大政治力量，一个是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及与之紧密合作的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这是新生的政治力量；一个是在“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这是老牌的政治力量。

新生的政治力量以中共重庆地委为核心。中共重庆地委是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从1924年到1926年，重庆地委领导发动了德阳丸事件反日运动、声援五卅运动、七二渝案反英斗争、美仁轮事件反美运动等反帝斗争，特别在1926年9月5日英国舰队炮轰万县，造成死伤1000余人的万县惨案后，掀起的反帝运动更是规模空前，四川各阶层在重庆地委的带领下，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斗争。

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因位于重庆城区莲花池街6号，时人称“莲花池省党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这也是国共合作在四川的重要体现，即共产党员在国共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掌握对四川大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运动中，对外公开的旗帜是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起领导作用的是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人有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以及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朱德等中共党员。

在“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主要有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邓锡侯、刘存厚、田颂尧等人。他们当时都是北洋军阀附庸，对内拥兵自重，互相倾轧，对外则依附于直皖两系军阀。

原本来看，四川两大政治力量对比悬殊。新生政治力量尽管实力增长很快，但总体而言能动员的社会资源有限，通过群众运动获得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也十分有限；而后者手握军权和政权，实力强大。但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四川军阀对新兴的革命力量逐渐产生顾忌。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省党部则借大革命之势大力发展组织，扩大政治影响，发展革命军队，推动群众运动，到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镇压大革命运动的三三一惨案前，力量已发展到一个顶峰。

泸顺起义，就是在四川两大主要政治力量对峙的情况下爆发的。

二、北伐战争对四川时局之影响

1926年的中国，几乎所有重要政治力量的活动，都是围绕北伐战争展开。受其影响，四川的局势十分复杂严峻。一方面是吴佩孚改变四川军政首长人选，引起高层纷争；另一方面，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三方在6月联手进逼赖心辉的防区泸州、富顺等地。正当四川形势极度敏感之时，北伐战争连战连捷，时局的迅速变化使四川各军阀不得不重新考虑政治立场，以应对新的局面。

7月下旬，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三人派遣代表张伯常，携带三人亲函，向北伐军将领唐生智表达“同情北伐，愿率川中健儿，协同北伐军”【《湘战中之川鄂新风云》，《申报》1926年7月31日】的态度。8月下旬，张伯常面见蒋介石，表达“愿加入北伐，一致讨吴之意”【《湘中所传川将领态度》，《申报》1926年8月24日】。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三人又与刘成勋在8月通电全国声讨吴佩孚。当然，就如当时的《申报》所评：“川军之宣言北伐，不过仅讬空言”【《东方社27日汉口电》，《申报》1926年8月30日】，此时刘湘等人，尚在待机而动。

相比刘湘等军阀，四川军阀杨森更为各方所关注。杨森有较强的实力，长期盘踞川东万县一带，防区与湖北紧邻，扼长江上游。北伐军能否在长江流域稳住局面，杨森的态度非常重要。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在广州时曾多次向杨闇公提出：“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他要求国民党四川莲花池省党部设法解除川军特别是军阀杨森对武汉的威胁，以支援北伐。一些资料显示，中共中央对杨森一度寄予期待。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中，曾作出“杨森王天培等许许多多小军阀，都有离开军阀归到革命，离开帝国主义接近苏俄之倾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的判断。7月中旬，朱德从苏联学成归来，返回上海，陈独秀提出两项工作供他选择，一是去四川做杨森的工作，说服他割断与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关系，易帜倒向北伐军；二是到广东去准备北伐。朱德表示，愿去四川。因为朱德曾与杨森在护国军共事，出国前杨森曾向朱德允诺“虚位以待”【《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杨森的态度表现出两面性。他一方面派人向广东国民政府表示欲加入国民革命军，同时派人到北京找到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求调配得力人员到万县帮助他工作，陈毅因此受李大钊派遣从北京来到万县。在朱德、陈毅的影响下，杨森在9月5日英国制造万县惨案前后对英交涉比较强硬。另一方面，他又因与吴佩孚有较深的历史关系，既感念吴佩孚长期支持并任命其为四川省省长之情，又对吴佩孚抵御北伐军还抱有希望。

四川军阀的两面态度，加剧了时局的复杂性。为了保证北伐顺利进行，国共两党高层与中共重庆地委都对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做了很多工作，只是由于所处位置、立场的不同，着眼点和具体策略有所区别。

三、国共高层、重庆地委对在四川开展军事工作的认识和态度

中共重庆地委早已开始对四川各派军阀部队开展工作。1926年1月，吴玉章以四川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二大时，就提醒国民党中央要特别注意四川问题。吴玉章、杨闇公在参加国民党二大后回到四川，即以国民党四川莲花池省党部名义，从事争取和策动川军部队易帜倒戈的工作，并利用吴玉章、刘伯承等人在川军中的威望，陆续派党员到川军部队工作，借以发展革命力量，减轻军阀势力对四川革命运动的压力，同时也为了配合北伐战争。

国民党中央党部根据吴玉章的提议，决定成立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委派李筱亭、吴玉章和刘伯承三人为特务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川中军事工作，接受刘泳润、廖划平为四川特务委员会驻粤特派员。同时派20名黄埔军校学生到四川工作。10月14日至28日，吴玉章与宋庆龄、谭延闿、张静江、徐谦等五人组成主席团，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会议期间吴玉章提议，要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推动四川军阀易帜。会议决定派刘伯承回四川，以国民党中央军事特派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全权处理军事问题。【参见《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64页】

中共重庆地委及时将军事工作新进展上报中共中央，以取得中央的指导。8月初，吴玉章、刘伯承代表中共重庆地委在上海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四川的情况。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上报了一份关于四川各派军阀动态的报告，介绍四川各军阀军事实力，以及在当前时局下四川形势的变化和军阀的动向，重点强调各军阀已开始主动接近四川国民党人。

中共中央在听取吴玉章汇报和收到中共重庆地委来信后，判断四川各派军阀向莲花池省党部示好的行为是投机革命，军阀之间“朝合（令）夕变”，“无一人能真正统一四川”，而“我们且可乘此机会中逐渐培植出一种新的力量来”。因此，8月23日，中共中央回复中共重庆地委，提出三点指示：一是不拒绝各军阀投靠革命以“破坏军阀政治”；二是“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三是在军阀队伍中做“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泸顺起义》，第36—38页】

9月10日，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童庸生赴上海中共中央汇报四川的情况。他在汇报中评点四川各系军阀，详细汇报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童庸生着重提出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起义计划，即广东国民政府授予党组织控制的何光烈部队政治认可，承认其为国民革命军，然后与黄慕颜部会合起义。他预测一旦川战发生，党影响下的左派部队集中并宣布中立，此时，只要广东国民政府安排人员以宣抚使身份入川，就可以把左派部队集中起来。童庸生认为，如果能够把出身军旅、与各军阀有较深渊源的中共党员朱德、刘伯承扶持起来，掌握一支军阀部队，那么也有可能在四川各派军阀中建立一支独立力量。【参见《泸顺起义》，第39—42页】

中共中央根据童庸生的汇报当即作出形势判断，认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但中共中央对在四川开展军事运动的态度较为谨慎，明确表示目前无法提供资金枪械，要求党组织控制和影响下的各支部队加强内部联系，推动所属军阀首领倒向革命，“使他们各自在内部发生左派的结合，以促其首领左倾”。【参见《泸顺起义》，第43、44页】

从中共中央的态度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比较赞赏中共重庆地委的工作，看好四川军事工作前景，要求中共重庆地委做好争取四川军阀的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群众运动方面，但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重庆地委的起义计划。

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在9月22日为配合北伐安排各地工作的内容中亦可窥见。这些工作共计16项，其在农民运动中要求“北方诸省及四川亦须努力发展农民运动——暴动或组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22页】。10月底，刘伯承在接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回四川负责军事工作时曾专程取道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相关情况。11月上旬，他将中共中央的指示向在万县的朱德通报，主要内容有：积极开展军事活动，造成有利于我的局面；争取一些四川军阀投靠革命，分化军阀的势力；极力扩大民众运动，使军事运动有群众基础；在旧军队中加强政治宣传工作，注意培养新的力量。【参见《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第75页】该指示内容与8月23日中央对重庆地委的指示内容基本一致。

尽管中共中央对四川开展军事工作并未进一步作出指示，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给中共中央留下深刻印象。9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报告中赞扬道：“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有为〕别省所不及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53页】

同时，执掌北伐军军权的蒋介石也比较重视四川各军阀的态度，视之为影响北伐战场的重要因素。蒋介石更以招抚川中军阀为手段，以巩固其军中地位。8月12日，他派出李仲公赴黔，招抚在四川活动的黔军军阀周西成。【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页。】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介入四川的行为引起莲花池省党部的警觉。1926年8月，莲花池省党部得知蒋介石派四名黄埔学生到川接洽各军阀并调查政治军事社会情况，特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呈文表示抗议，要求派遣代表时“应通知省党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7页】。

就在各方持续关注四川军事工作之际，中共重庆地委继续准备武装起义。11月中旬，地委领导人杨闇公与刘伯承、朱德在重庆浮图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军委决定：争取地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支持国民政府。在具体策略上，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起义，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武装起义，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还确定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的方案。【参见《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第76页】11月27日，刘伯承在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表示“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刻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圈而与破裂有痕之奉系联络，以缓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留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泸顺起义》，第58页】。

由此可见，国民党左派高层、中共中央、中共重庆地委对四川开展军事工作有各自的出发点。国民党左派高层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要求共产党负责消除杨森的威胁，并委托刘伯承全权处理军事问题，对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计划给予较大的放权；中共中央的指示主要以民众运动、政治宣传手段等开展军事运动，争取军阀投靠革命为主；吴玉章和中共重庆地委则是要利用掌握的军阀队伍发动泸顺起义，推动更多的军阀队伍转向革命，以彻底改变封建军阀控制四川的政治面貌。

四、起义前夕的四川局势

1926年9月后，北伐战争进展极快，国民革命军连续击败吴佩孚、孙传芳部队，10月10日攻占武汉，11月8日占领南昌，12月9日进占福州。在此形势下，四川各军阀反应不一。

杨森起先更倾向北洋政府，8月14日，他不听朱德劝告，通电宣布就任吴佩孚任命的四川省省长职务。9月2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杨森为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杨森不仅不就职，反而在9月中下旬派遣三个师东进鄂西，公然支援吴佩孚，是四川军阀中唯一出兵反对北伐的将领。11月上旬，杨森的部队被北伐军击败，杨森被迫派员赴武汉向国民政府谈和，并向重庆的国民党四川左派省党部输诚，请杨闇公等人到万县主持党务。11月21日，杨森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职务，成为四川军阀宣布易帜第一人。

但此时四川军阀仍“犹如隔岸观火”。其中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等虽已表态通电反吴佩孚，但实则按兵不动；而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人，“始终抱定门罗主义，闭关自守防区”【《四川将领整理内部之动机》，《申报》1926年11月19日】。蒋介石对此也感到棘手，正如他11月15日在日记中所记：“现事莫烦于川、黔，军事乎，政治乎。其棼乱如此，何日能廓清之也。”【《蒋介石年谱初稿》，第794页】

但是，随着北伐形势愈渐明朗，四川军阀开始主动改变态度。他们既与蒋介石接触，也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输诚。各军阀将领纷纷“在莲花池党部登记入党”，以致“近来入党注册者，异常踊跃”【《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第99页】。11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四川及贵州之刘（湘）、杨（森）、袁（祖铭）、周（西成）及其部属，皆来私自通款，争前恐后，思谋独立。二星期来，摇憾惊骇，杌隉不定之局势，控制推移，捷于桴鼓。抚今思昔，反观一般所为，岂不可叹可恨可笑又可怜耶。”【《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15页】蒋介石随即在11月27日任命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为川康绥抚委员，分别兼任二十一军、二十二军和二十四军的军长，刘湘担任主席。【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23页】12月1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商议委任邓锡侯、田颂尧为军长。【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28页】

四川各军阀向国民政府输诚完全是迫于形势，他们对易帜后能否保有军权充满担忧，虽获得国民革命军职务，却迟迟不愿就职。据省党部执委、国民党左派李筱亭后来回忆，刘湘多次想聘请他和杨闇公为顾问，他回应道：“余任党务，全川政治例应过问，何以聘为！”刘湘的反映是“骤闻此言，已隐如芒刺在背”。【参见《泸顺起义》，第192页】从这个材料可见，刘湘希望与莲花池省党部的关系为聘任关系，李筱亭却说，过问四川政治本是省党部的职权范围，谈何聘用，这无疑对刘湘刺激很大。对于四川军阀的疑惧，中共中央指出：“诸首领对于军长职惧有党代表以监其军，使其部下离式（贰），故亦欲就而不敢毅然决定。兼之奉、鲁军南下之喧腾，愈使其摇曳不定，仍在做军阀努力以万一保存之迷梦也。”【《泸顺起义》，第74页】

五、起义过程及各方应对

1926年夏，中共重庆地委通过莲花池省党部，召集其控制、影响的川军12支旅以上部队将领在浮图关召开会议，主题是策动起义。

会后，杨闇公根据各部态度，留下了驻防顺庆、泸州的部队继续开会，决定在顺庆、泸州起义，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任总指挥。具体部署是：起义开始后，驻合川的黄慕颜旅将队伍拉到顺庆，与何光烈的部下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挟持何光烈起义，然后驻泸州的军阀赖心辉所部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三支部队起义并将队伍带到顺庆集中；起义部队集中后再出兵绥定（今达州）肃清军阀刘存厚，以绥定为基地，东南遏制万县杨森部，北方接应西安冯玉祥部，从而达到配合北伐的战略目的。

地委的军事部署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起义计划比较复杂，要圆满完成，不仅要内部团结，而且要外部支持；如果不能实现预定计划，起义队伍在重围之中难以独立生存。二是起义部队分别属于何光烈、赖心辉两部。四川军阀虽然互不隶属、矛盾不断，但当时大致分两派，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一派，刘湘、赖心辉、杨森为一派，何光烈、赖心辉则分属一方，因此泸州、顺庆两地起义后，如果没有广东国民政府的强力支持，起义部队难以在四川打开局面。

中共重庆地委确定了泸顺起义方案，但并没有立即起义，毕竟整个军事计划较为复杂，需要逐一落实。浮图关会议后，刘伯承即赴合川与黄慕颜商量起义细节，随后又到重庆参加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然而，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12月1日，未经中共重庆地委同意，袁品文、陈兰亭两旅在泸州突然起义，解决了赖心辉炮兵营和李章甫的三个团，2日占领泸州城，打出国民革命军旗帜。3日，因何光烈突然要求各部营以上军官召开紧急会议，秦汉三、杜伯乾两旅提前发动起义，何光烈只身逃离顺庆。杨闇公立即通知刘伯承到合川，组织黄慕颜旅起程赴顺庆；另派人督促泸州起义部队北上顺庆。9日晨，刘伯承率领黄慕颜旅抵达顺庆，与秦汉三、杜伯乾两旅会合，队伍达到7000余人，并于10日举行誓师大会，设立起义总指挥部。

根据起义计划，泸州起义部队应当立即赴顺庆，全体部队会合后，攻击绥定。为此，杨闇公已严令泸州起义部队向顺庆集中，并派员赴顺庆告知刘伯承。【参见《泸顺起义》，第173页】然而，泸州起义部队领导人陈兰亭“认为泸州为四川的第三大城市”【《泸顺起义》，第184页】，反对离开泸州的计划，袁品文无法指挥军队向顺庆出发。起义面临考验。

顺庆形势更加危急。何光烈逃出顺庆后，立即发电请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援助，三方立即响应。12月13日、14日，李家钰部一个旅、广安罗泽洲部四个旅两个团、陈书农部两个团，以及何光烈残部，分数路围攻顺庆。刘伯承根据敌情和起义计划，提出撤离顺庆，以全部兵力夺取绥定作为根据地的方案，但秦汉三、杜伯乾两部不同意，刘伯承只能组织部队以攻为守。15日，因秦汉三下属火线倒戈，刘伯承不得不指挥起义军退出顺庆，22日转移至杨森防地开江。

四川军阀采取防区制，顺庆起义导致何光烈部队解体、地盘丢失，所以何光烈只身逃出顺庆后，不顾一切要夺回来。而赖心辉尚有实力，一心要自己解决泸州问题，因此开始时他并不愿其他军阀助其进攻泸州。据《申报》报道，赖心辉在重庆乍闻起义消息，“力持镇静态度”，并积极联络袁品文、陈兰亭等人，“在电机上谈话，磋商解决泸事办法”，并提出“袁陈两部暂时取销革军四五两路司令名义，仍受赖节制”，“改编袁陈为该军师长”等五项解决办法，对泸州义军将领诱以重利，希望将起义性质转变为内部争斗，以此平息事态，达到招安目的。【参见《川省顺庆事件之扩大》，《申报》1927年1月9日】但刘伯承代表泸州方面回电：“‘陈袁系打倒省长赖心辉，非打倒军长赖心辉也。如赖一旦就职，即可归还建制’。”【《四川局势愈逼愈紧》，《申报》1926年12月27日】赖心辉接电后，立即与下属商量就任国民革命军职务、善后办法事宜，希望以此收回陈兰亭、袁品文两旅。

至此，泸顺起义发生重大变化，预定占领绥定、接应北伐已不可能。究其原因，一是中共重庆地委对参与起义队伍的掌控力不足；二是参与起义的四川各军阀动机不一，部分将领防区意识深厚，关键时刻不服从指挥，不能够根据形势坚决放弃泸州和顺庆，这对泸顺起义是致命的；三是围攻顺庆的军阀们互相配合，行动迅速。

同时，泸顺起义存在两个严重不足：一是事起仓促，未得到国民党高层和中共中央的充分支持。泸顺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以为起义是因为四川军阀们认为“非翦除其部下之左派分子，则自身地位时有危险之虞”【《泸顺起义》，第75页】，故而有计划地铲除袁品文、黄慕颜、杜伯乾、秦汉三部；国民党左派高层尚不清楚此项计划，泸顺起义部队虽打出国民革命军旗号，但并未获得国民革命军正式番号，虽经莲花池省党部争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仅在12月29日给刘湘、赖心辉等发电报，确认袁品文、陈兰亭、秦汉三、杜伯乾等“同属革命旗帜下之军队”，“更无军事行动之必要，务各相互尊重和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提出派吴玉章入川调解的意见。【参见《泸顺起义》，第108页】二是社会动员和舆论准备不足，兼之顺庆起义又发生“抢劫和烧毁民房等情形”【《泸顺起义》，第199页】，以致未在四川社会形成有利氛围，致使张澜等人认为，顺庆起义就应“两下罢兵，新怡解甲归田，秦、杜率军出境，一切是非功罪，静候国民裁判”【《泸顺起义》，第308页】。

六、各方态度的变化及起义失败

泸顺起义的爆发使四川各军阀震惧。他们认为必须立即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之间作出选择，否则将被推翻。除杨森在泸顺起义前已就任国民革命军军长职外，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四人相继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职。

泸顺起义后，中共重庆地委迅速采取措施，一方面着力整顿军队，同时乘势而上，大刀阔斧开展政治工作，以求根本改变四川政治形势。

军事方面，鉴于泸顺起义原定计划已无继续执行可能，中共重庆地委开展了争取上级支持和固守整顿两项工作。据吴玉章回忆，杨闇公派人到武汉，请求国民政府给予起义军队以国民革命军番号，此事虽经武汉国民政府同意，但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以需要经过蒋介石为由拖延【参见《泸顺起义》，第165页】，直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蒋介石公然反共，宁汉对峙后的5月上旬，武汉国民政府才承认泸顺起义军为暂编第十五军，刘伯承、黄慕颜分别为军长、副军长。【参见《泸顺起义》，第148页】期间，中共重庆地委派李嘉仲与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联系，据李嘉仲回忆：“当时长江局书记是张国焘，找我去汇报了两个钟头，他说我谈得零乱，没有提纲挈领。”【《泸顺起义》，第217页】可见，上级的支持有限。

这种情况下，将泸州和顺庆两支部队进行固守和整顿成为唯一的选择。泸州方面，刘伯承1月下旬亲赴泸州进行整顿；开江方面，顺庆起义部队开展整顿工作，在群众中广泛宣传革命理论，其最大的问题是粮饷难以维持。【参见《泸顺起义》，第203页】

政治方面，中共重庆地委要求已宣布就职的刘湘等军阀打击反革命势力，例如彻底打击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右派一直与四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对立，他们在上海国民党右派中央的支持下另设省党部，与左派的莲花池省党部公开对峙。1927年1月5日，莲花池省党部强硬要求刘湘执行“解散伪党部”“拿办其执行委员”“封闭反动派报馆”“惩办蓝文彬师长”“解散石青阳部队”【《省党部要求刘湘执行五事》，《申报》1927年1月11日】等五项决定，刘湘迫于压力下令解散“右派之伪省党部”，并“通令逮捕该伪党部执行委员王育生、金励生等”，“重庆反革命派报纸新闻社一体封禁，一切反革命团体武士会、军人青年团、国家主义研究会等，均被解散，全城已告肃清”。【《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第140页】至此，四川国民党左派在与国民党右派等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取得暂时的胜利。

但是，中共重庆地委所取得的成绩，是在四川各军阀极度忍让、密谋反击的隐患中取得的。一旦时机来临，他们会毫不犹豫采取反击。而这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高层、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给了四川军阀反击的机会。他们想方设法越过莲花池省党部，通过派人、专电等方式与蒋介石建立起直接联系，明确获得了整理四川党务、否认莲花池省党部的授权。

3月27日，蒋介石派亲信戴弁到重庆给刘湘送去两个文电：一是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免去蒋介石中常委主席和限制总司令职权的决定；二是蒋介石关于撤销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的主张。刘湘立即表态：“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的命令。”【乔诚：《回忆刘湘易帜和“三三一”惨案》，《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刘湘因此在3月31日对四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实施大屠杀，杨闇公等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遇难，莲花池省党部被捣毁，泸顺起义部队失去了领导核心。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之发生，刘湘等军阀彻底同革命力量决裂，起义由此陷入绝境。

于是，4月下旬开始，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和贵州军阀周西成等人共同进攻泸州，强敌一再进攻，起义部队内部出现叛变现象，刘伯承不得不在5月16日离开泸州。5月23日，起义军撤离泸州，被各路军阀围追堵截之余，先后被贵州军阀周西成和四川军阀杨森分割收编。宁汉分裂后，顺庆起义部队被国民党新军阀鲁涤平部队收编。泸顺起义最终失败。

七、结语

审视泸顺起义全过程，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泸顺起义的重视和支持有限。

过去对泸顺起义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了中共中央对四川军事工作的重视。不过，大革命时期中央对四川军事工作的确有过关注和指导，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力度有限。北伐前期，中央对四川军事工作有所谋划和指示，曾派朱德等人入四川做杨森的工作，并多次就四川军事工作给予指导，但没有对地委的起义计划有具体回应和指示。当起义突然爆发后，中共中央因为条件的局限也没能及时给予充分支持。当陈独秀等仍以主要精力放在民众运动之时，以杨闇公、吴玉章、刘伯承等为代表的中共重庆地委以党的基本革命理论为指引，以四川地区基本矛盾为方向，以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为基石，策划启动了泸顺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革命武装、举行武装起义的先声，为南昌起义的发动、人民军队的创建提供了宝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革命征程的具体写照。

二是泸顺起义加剧了莲花池省党部与四川各军阀的矛盾，反映出当时党权与军权的严重冲突。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所谓党权与军权之争，是近些年史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的党权与军权，是指国民党的党权和刚刚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的四川军阀的军权。四川军阀之所以一直不愿易帜，就是怕中共及国民党拉走其部队。泸顺起义“惊破武人之迷梦”【《泸顺起义》，第326页】，军阀固然加速易帜，但也更加忌惮莲花池省党部。而中共重庆地委为节制军阀，通过莲花池省党部，致力于提高党权，宣称“一切权力均属于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第81页】。地委此举，无疑对刘湘等军阀刺激很大。4月4日，刘湘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称莲花池省党部在高扬党权等问题上令他无法容忍，“提高党权之说，复启内部纷争”【《刘湘对党国之意见》，《申报》1927年4月28日】。4月9日，刘湘等川军七军长发出通电，攻击“提高党权之说，不过排除异己之别名”【《泸顺起义》，第347页】。刘湘等人所担心的，就是党权对其军权的威胁，一旦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要提高党权，压制四川军阀军权，他们将不惮于举起屠刀，实行最彻底的镇压。

党权与军权之争，并非当时四川独有的现象，中共中央、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之间亦有之。而在当时，无论中共中央，还是中共重庆地委（包括莲花池省党部），都尚未在军事上、政治上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充分准备，这也是大革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泸顺起义是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方军事斗争的一次尝试。

中共重庆地委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初步在军队中开展政治训练，掌握、影响、团结了一批中下层军官，迫使四川军阀易帜，有力激发了广大农民、工人、学生主动积极参与大革命的热情，是中共幼年时期领导革命的生动写照。遗憾的是，中共重庆地委虽然拉出了六支军队，却没能有效利用大军阀之间的矛盾，从中获得更大的工作空间，反而使大军阀们更趋于抱团对抗；中共重庆地委领导的农民、工人和学生运动，未能形成对泸顺起义的有力支撑；泸顺起义冠以国民革命军的名义，制约着军队的政治身份，更因四川军阀主动易帜而无法泾渭分明，难以独立自主开展斗争。泸顺起义失败，最直接的原因是起义军队个别将领关键时刻不服从正确领导，究其原因，正是军队中没有建立党组织，以致于党的意志无法实现。泸顺起义确实有诸多的遗憾与不足，但它积累了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必然历程和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