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华岗，1903年生于浙江省龙游县一个小山村。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入学后，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小学毕业后，考入衢州浙江省第八师范，后转入宁波四中，改名华少峰。他在中学时代开始学习马列著作，接受进步思想，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宁波地委宣传部长，并编辑进步刊物《火曜》。1925年8月，因组织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毅然中断学业，投入革命洪流之中，任青年团南京地委书记。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

在武汉创办《新华日报》

1932年9月，父亲被派任中共满洲特委书记。赴任途中被叛徒出卖，在青岛被捕，入狱五年。1937年由党营救出狱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受命筹办《新华日报》。父亲曾在董必武身边工作多年，董老知道他的才干，推荐他出任总编辑。

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父亲除全面负责报纸的新闻采用和审稿外，还撰写了许多社论和重要文章。他思维清晰，下笔神速，有时版面急需一篇文章，他马上动笔，“立等可取”。在国统区，他和胡乔木、王芸生被誉为“最好的三大手笔”。熊复称，“华岗是一个学识渊博、文思敏捷的学者”，其远见卓识和犀利文笔被誉为“笔扫三军，挥斥八极”。

在武汉，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因一些错误主张和家长式作风，给报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反对，也受到父亲的抵制。当时在报社工作的古念良回忆：“一次在会上，华岗同志坚持原则，和王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直到吐血、晕倒，在座的同志都为之感动。”

王明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对父亲实行排挤和打击。1938年5月，王明突然撤销父亲的总编辑职务，将他派往东南战场任战地记者。报社很多同志感到气愤，父亲却冷静面对，没有因此而情绪低落。

临行前，周恩来与他长谈，鼓励他不要气馁，到新的岗位继续努力。父亲奔赴前线后，以惊人的毅力，在一个月里跑了三个省，访问近40位县长，写出很多高水准的报道与评论。返回武汉后，他将在前线的见闻写成长篇报道《活跃在东南战场上的新四军》，发表在《新华日报》的纪念特刊上，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

同年6月，武汉告急，《新华日报》准备迁往重庆。父亲带领部分报社工作人员和物资，冒着生命危险乘船入川，途中遭遇日机轰炸，16名同志不幸遇难。

争取“百团司令”刘文辉

父亲在渝期间，接到一项秘密任务——赴雅安争取刘文辉。

刘文辉在四川军阀中号称“拥兵百团”，占据大半个四川，势力很大。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先是调刘出川抗日，企图利用日军消灭异己，而刘找借口按兵不动。于是，蒋派嫡系部队入康，施行强占硬夺，刘则坚持寸土不让。刘文辉认为，国内可以与蒋抗衡的力量只有共产党，决定走亲共之路。

1938年夏，董必武途经成都，在刘文辉的住所与其商谈抗日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刘即表态拥护抗日，反对妥协投降。1939年5月，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家中，董与刘再次会晤。刘文辉表示，希望能与中共保持经常联系。

这时，中央决定派一名白区工作经验丰富，适合隐蔽，水平高、懂政策的人到西康雅安作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认为父亲是最适合的人选，遂派他前往。

1941年2月，父亲来到雅安，母亲与之同行。

我的母亲谈滨若，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抗战爆发后，她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任战地服务队宣传员。1940年，母亲来到重庆，到第五保育院作保教工作。母亲文笔很好，经常阅读《新华日报》，并主动投稿。后来经人介绍，与父亲相识。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两人建立了感情，结为夫妇。在艰苦的环境中，母亲陪伴在父亲身边，协助他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雅安，父亲以中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与刘文辉取得联系。在与刘多次谈话中，父亲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指明抗日救国的道路，介绍中共的政策，希望刘团结川康地方力量，反对和抵制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刘文辉安排父亲担任军官训练班的政治教官，给军官们讲抗战形势。父亲的讲课思想深刻，条理清晰，博得刘的赞赏。刘平时派他的参谋长与父亲单线联系，遇到重大问题则直接与父亲见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父亲帮助刘文辉明确了政治方向，促使刘与中共开始实际配合。

其间，父亲还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于1942年3月写出《西康乌拉差徭的概括及社会性质》，对西康社会的现状作了深刻的剖析。为扩大统一战线成果，父亲频繁往来于重庆、成都之间，与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聚谈磋商，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和策略，敦促西南诸省联合起来，促蒋抗日。

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秘密会见刘文辉。刘说，经与华岗的多次接触，他赞同共产党的主张，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提出建立电台，以保持上层的经常联系。因组织上已安排父母回重庆参加整风学习，便派王少春去雅安建立电台，从而实现了刘文辉同延安的直接通话。

5月，父母返回重庆，先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为他们接风洗尘，共进午餐，还称赞他们任务完成得好。

这一年，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我的大姐在红岩出生。当时，红岩村的不少女同志都带着孩子，邓颖超为了解决大家的实际困难，创办了红岩托儿所，由妈妈们轮流看管。经邓颖超提名，母亲担任托儿所副所长兼会计。

母亲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欧阳妈妈》，内容是写欧阳陶承为革命忘我工作的事迹；一篇题为《女揹子》，讲述当时四川有一些以背篓运输为生的妇女，人称“女揹子”，她们劳动强度大、收入却很少，生活非常艰苦。文章发表后，得到邓颖超的赞赏。

1943年春，整风学习结束。父亲再次接受新的使命，党组织派他去昆明做国民党地方上层人物龙云等人的统战工作，母亲暂留重庆。

派往昆明劝说“云南王”

1943年春，父亲按照党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的身份去到昆明。当时，国民党势力深入云南，与龙云发生矛盾。龙云对中共的抗战决心表示赞同，主动要求与中共共商国是。

父亲去云南的途中，发生了意外。由于交通不便，父亲乘坐的长途汽车要走好几天，加上旅途疲劳，饮食不规律，致使他的胃溃疡急性发作。这是当年在狱中长期吃掺沙子的陈米及参加绝食斗争落下的毛病。

父亲大出血后昏迷不醒，幸好被司机和一位同车的好心人及时送往附近的医院。在救治过程中，有两位医生认出了他，一位在上海参加过父亲主持的集会；另一位在重庆听过父亲的报告。他们竭尽全力、精心治疗，使昏迷两周的父亲转危为安。南方局领导知道此事后，马上派人来接应，帮助他到达昆明。

父亲在昆明时期化名林少侯，经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楚图南和历史学家尚钺介绍，担任该校社会系教授。他以此作掩护，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同龙云见面。刚开始，龙云只是听他讲抗战形势和国内状况，避而不谈自己的看法。龙云有少数民族气质，颇重义气，父亲对他以诚相待，帮助他认清形势，使其态度逐步有了转变。

1944年夏天，父亲在成都主持龙云、刘文辉、李济深的代表以及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五方联席会议，酝酿成立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曾成功地制止了蒋介石迁都西昌的行动计划。父亲政治上的敏锐和洞察力，面对复杂形势的应变能力，深得西南诸省地方人物的赞许，也多次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肯定。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父亲与龙云的谈话一次比一次深入，父亲对时局的见解使龙云极为折服，逐步取得了他的信任与合作。龙云答应全力与中共配合，主动提出设立电台，直接与南方局和延安联系，并对云南的民主运动给予保护。

1944年秋，父亲回重庆汇报工作后，母亲带着大姐同他一道前往昆明。之后，母亲参加了地下党的妇女工作。我的二姐在昆明出生后，母亲一边照顾家人的生活，一边工作，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在昆明工作期间，父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昆明的民主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进行指导和协商。同时，他深入文化教育界，展开对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参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他与闻一多、李公朴、张奚若、罗隆基、曾昭抡、潘光旦、吴晗、费孝通等广泛接触，肝胆相照，倾心交谈，对方无不心悦诚服。吴晗说：“华岗胆识过人，袒开心胸待人，大家有事都愿意找他交换意见。”闻一多对楚图南说：“华岗知识渊博，待人真诚。”

父亲还与尚钺、楚图南等人联系广大青年，开展学生运动，扩大我党的影响。时任云南工委书记的郑伯克回忆说：“华岗在云南工作期间与地下党密切配合，统战工作很有成效，群众工作大大开展……总结云南工作，不能不书上华岗一笔。”此外，父亲还兼搞军事方面的联络，以及了解英美人士的动态，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展开直接反击。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龙云部队去越南受降，国民党嫡系部队趁机向昆明城内集结。父亲多次劝告龙云提高警惕，防止意外，龙云却麻痹大意。

1945年10月3日，国民党部队血洗昆明，将龙云送到重庆软禁。幸好父亲早有准备，妥善进行了工作交接，将骨干分子疏散、隐蔽。父亲对母亲说：“立即清理家中的文件，能销毁的销毁，需要转移的马上转移。”

10月5日，父母由地下党组织协助，经过化装，带着两个女儿乘一辆军用卡车秘密离开昆明，回到重庆。之后，周恩来听了父亲的汇报，称赞道：“你的工作很有成绩，不愧是孤胆英雄啊！”

三年后，刘邓大军为解放大西南，发起西南战役。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西南省主席卢汉等相继起义，主动投入人民的阵营。对此，父亲功不可没。

母亲曾对我谈起在白区工作时发生的惊险事情。她说，每当遇到紧急情况，父亲总是镇定自若、机智应对，常常化险为夷。

去云南途中，沿途遭军警多次检查。父亲的公开身份是教师，但所带的皮箱内藏有不少进步书籍，碰到国民党宪兵检查，他主动打开箱子。宪兵看到上面码放着一些教科书和老旧的小说，一边翻，一边问：“下面是什么？” 父亲平静地回答：“都是一样的书。”他们翻得不耐烦了，干脆把箱子扣过来，发现底下全是没有封面的旧书，就气急败坏地一脚踢开说：“是个穷秀才，没有‘干货’。”事后，母亲问：“箱子都翻过来了，怎么没发现？”父亲说：“为防万一，我早就把禁书的封面都撕掉了。”

还有一次，家中突遭搜查，父亲一边迅速将秘密文件折成小块塞入姐姐的衣服内，一边让母亲去开门。特务们没有搜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悻悻而去。

战斗在上海的日子

1946年初，中央机关准备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因父亲在沪工作多年，对那里的情况较为熟悉，组织上便派他与祝华去上海物色办公地点。3月，父亲动身去沪，费尽周折，最后选定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4月，母亲带着姐姐到达上海。

不久，周恩来率大批同志抵沪，对房子的环境、位置非常满意。5月，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父亲任工委书记，在沪全面开展统战工作。因国民党当局不让公开成立办事处，于是在住地门口挂出“周公馆”的牌子，对外称是周恩来将军的公馆，户主登记的是父亲的名字——“政协顾问华实甫（即华岗）住宅”。

邓颖超安排母亲在妇女组工作，主要是对上海各界妇女进行深入了解，广泛接触，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协助中共开展工作。到了夏天，邓颖超因患眼疾不能看东西，她让母亲到她身边担任秘书。母亲对邓大姐非常敬重，将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帮助她阅读、起草文件，陪伴她参加各种会议，接待来访的客人，介绍各方面的信息……邓颖超非常满意，说“小谈真是我的好助手！”

邓颖超也时时关心着我们一家。在上海期间，父亲夜以继日地工作，据当时的警卫员王德宝回忆：“华岗房间的灯光总是亮到凌晨两三点。有一次，他的女儿病危，夫人谈滨若也病倒了，他在外面召集会议，无暇顾及，邓颖超知道后立刻派人将她们送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母亲感动地说：“是邓大姐及时送医，挽救了我和女儿的生命。”

是年秋，国共谈判彻底破裂，形势越来越紧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驻沪的中共代表团除留下少数精干人员外，大部分将转移、疏散。于是，母亲带着姐姐搬到了辅石路幸福公寓，父亲则留在周公馆坚持战斗。

11月，工委在马思南路举办庆祝朱德同志60寿辰聚会，邀请各界人士参加。邓颖超特地安排母亲参加了这一盛会，还送来梅兰芳演出的戏票，想让父母去看戏，轻松一下。结果那天工作太忙，他们实在抽不出时间去看演出，但邓大姐这份心意，他们铭记于心。

1947年3月，国民党淞沪司令部限令中共驻沪人员全部撤离上海，当晚便包围了周公馆，不许任何人外出。馆内有十几位中共人士，父亲也在其中。经过抗议与交涉，董必武先行带领一批人去了南京。在这紧张危急的时刻，父亲临危不乱，充分利用五天时间，指挥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做好撤退的各项工作，不分昼夜地忙碌着。直到同志们全部撤走后，一切安排妥当，他才与许涤新、胡绳离开，在国民党军警的押送下乘车赴南京。以后，又随董必武撤回延安。

那些日子，母亲得不到父亲的消息，虽相隔不远，却不能前去探望。后来，在报纸上看到办事处撤退的消息，母亲马上离开上海，带着姐姐辗转到杭州隐蔽下来，等待着父亲的消息。

7月，我在杭州出生。母亲因与组织失去联系，独自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又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非常拮据。即使条件艰苦，她仍然订了一份报纸，以便及时了解时事新闻，甚至挤出时间写文章，在当地杂志上发表。

父亲撤回解放区后，1948年初，因骑马摔伤，脑部受伤严重，又患肠出血。解放区医疗条件很差，医生建议他转到大城市治疗。组织上将他秘密送到上海治病，待他病情好转，又找到了我们在杭州的住址。1948年春，一家人终于在杭州团圆。

永远的革命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父母都在教育系统工作。父亲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任山东大学校长，母亲任青岛七中校长。他们不负重望，为了培养年轻一代，呕心沥血。父亲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仍然带病坚持工作。

1954年冬，父亲去北京开会，见到周总理。总理知道他的病情后，再三劝他在北京休养一段时间。辞别时，总理看他衣着单薄，天气又冷，坚持要把自己的皮大衣给他穿上。

天有不测风云。1955年，父亲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分子”，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狱。他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思考。他以“知识无涯天地宽，须行即骑莫迟惶。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自勉，在狱中写下了近百万字的手稿，其中包括《美学论要》和《规律论》。1972年5月17日，父亲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留下遗言：“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

母亲也未能幸免，被扣上“包庇华岗”的罪名，受到不公正的处分。1980年3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随后，母亲的冤案也获平反。

父亲平反后，一些重要著作、译作得以再版。如 《共产党宣言》《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历史的翻案》《华岗选集》等 ，他在狱中完成的《规律论》（邢贲思作序）和《美学论要》（林默涵作序）两本遗作，也已顺利出版，《华岗传》一书则由宋平亲自题写书名。时年93岁高龄的费孝通挥笔题词：“革命战士，学界楷模”，这是对父亲一生最好的概括和总结。

父亲离开人世已40多年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他居住过的青岛龙口路40号，已定为“华岗故居”；他的家乡建立了“华岗纪念馆”；他工作过的山东大学校园矗立着华岗塑像。这些地方经常有人前往瞻仰，表达对革命前辈深切的怀念。

2011年2月，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拍摄的电视纪录片《千秋红岩》第5集中，介绍了父亲1943年受中央委派秘密前往昆明，做龙云等人统战工作的情况。在上海中共一大旧址纪念馆，珍藏着一段影视资料，记录了1946年父亲陪同周恩来会见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历史场景。这是父亲生前留下的唯一的影像资料。

母亲时常对我们讲起在红岩战斗的往事：那里有可亲可敬的领导，有亲如手足、生死与共的战友，那里的工作紧张有序，人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学习中平等讨论，各抒己见，收获颇丰，文体生活丰富多彩……父母每次外出执行任务后回到红岩，就像远行的孩子回到家中一样，处处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亲情和温暖。母亲无限感慨道：这段艰苦而愉快的生活，让人终身难忘！

母亲于2010年5月溘然去世，走得平静而安详，享年91岁。她与父亲一样，为了理想和信仰，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们为有这样的父母感到自豪，他们鲜活的形象永存我们的心中。